□蒋璟璟
近日，河南南阳一对夫妻因为野猪糟蹋庄稼，三个月内猎杀8只野猪被判刑。被告人吴某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被告人胡某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对国家造成的损失费用，赔偿款人民币4000元。庭审中，被告人吴某称：“野猪给地里庄稼糟蹋得非常严重，才灭了它。麦子损失了30多亩，吃得也没啥了，100多亩玉米也被吃得70多亩绝收。现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愿意认罪认罚。”（澎湃新闻）
此类事件中，涉事村民很多都属于是“被逼无奈”“自卫反击”，其遭遇的现实威胁与困境，客观存在、让人同情。而这，也使得与之有关的案件审判，很容易被公众置于更为苛刻的道德视角下予以审视。这从根本上决定，相关话题的复杂性与多元化解读的可能性。
很显然，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同样敏锐地关注到其中的特殊性，被告一方也据此积极抗辩。所有这一切体现在判决上，就是多判处缓刑而非实刑。看起来，这是法官基于司法能动主义，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所能给出的最妥善的“结果”。然而，这种技术性的这种处理策略，并不足以弥合深层次的冲突，不足以回应那些根本性的质疑。无论是定罪缓刑，又或者是“定罪免处”，本质上都是“罪名成立”，这是否意味着否决了村民“避险”“自卫”的正当合法性？
如果认为村民“打野猪”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正当防卫”，那么就应该不捕不诉。然而梳理过往判例，我们发现，法院在此类案件中，基本都是对被告定罪判刑了的。这其中的法证罪推演是什么？“罪”与“非罪”的界定边界在哪？当然了，在野猪伤人构成“紧迫的威胁”的场景下，正当防卫的认定是没有疑问的。与之相较，某些疑似“提前防卫”“主动防卫”则很容易被归入“非法狩猎”的范畴。这其中的分寸，一般人或许很难拿捏。
我们知道，非法狩猎罪，是指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行为。其构成要件异常简单，这也造成了某些司法部门在实践中惯于机械套用法条来入罪。事实上，本着刑罚的谦抑性原则，在审理此类案件事，定罪量刑理应综合考虑行为动机、主观恶意、危害后果等各项因素来审慎判决。切不可枉顾立法本义，因从重从严追责而让群众面对野猪之祸时，陷入““打也不敢打，防也防不住”的两难境地。
野猪泛滥成灾，对于人猪大战、人猪冲突案件的审理，更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该在“宽严相济”中发挥好司法对社会平衡的调适功能。在“缓刑与实刑”“罪与非罪”之间，必须有更深刻的法理思辨，必须有更充分的释法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