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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为什么推行这样的行商制度呢？说到底还是为了管控。
清政府从开海之初就对来华的外国人心存警惕，从康熙后期就开始了对海外贸易活动的干预。与政府直接管理外商的办法相比，行商制度更为严密，对朝廷更有利。
▲ 清代广州街头
防止中外自由贸易
行商有官方的权力，但又还是自负盈亏的商号，在现实操作中他们是外贸体系的马前卒，是清政府的代理人，也是清政府统治对外贸易的工具。
中央政府将对外贸易的经营权剥离开来，交给它一手扶植起来的行商，再通过对行商的控制，完成干预商业经济，控制对外贸易的统治。它的初衷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贸易交往，客观上达到了阻挡西欧资本主义势力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目的。
▲ 清代广州街头
在行商制度下，粤海关和地方官员根本不需要出面与外国人打交道，这种间接的外交方式，一方面使行商的功用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也减少自己和外国人打交道的麻烦。
官府图的是是钱多事少责任轻，不仅将自身处于风险极低的位置坐收税利，同时还维护了华洋尊卑的仪制。
贿赂十万瓦解公行
为了避免行商内部的竞争，提防各行商人与外商关系过于亲密，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广州各家洋行行商初次组织了“公行”，大家饮血为盟，订立规约，相互遵守。
▲ 清代广州的外商
初时公行并没有法定的共同领袖，也没有完全统一的部署，组织较为松散。在外国商人的抵制反对下，第二年公行即被废止。之后公行时散时复。
乾隆二十五年(1760)，潘振成等九家行商再次呈请设立公行，并得了朝廷的批准。
西方人来到中国，目的是打开中国市场。但中方的行商制度制造了许多限制，无异于把外国人的手脚捆绑起来，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市场活动，这显然不符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利益。
英国人与中方的较量先是从对抗公行开始的。
英国商人千方百计地企图瓦解公行，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正月，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行贿的手段，终于成功达到目的。他们给当时的两广总督贿赂银十万两，总督继而下令将“公行”裁撤。
但英国人高兴的时间没多久。到乾隆四十年(1775)，在新的两广总督支持下，行商又有人带头重新组织“公行”。这一次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也反对，但是因为其它西欧各国外商有自己的小算盘，没有站出来共同响应，英国人的反对起不了作用，“公行”从此再度复兴，并获得了更多的垄断权力。
▲ 清代广州官员出巡
后来的公行，越来越呈现出一个官办商贸组织的性质。首先在行商的选择上，政府就有明确的用人标准，既要忠诚，又要绝对服从。后来还出现了“总商”。“总商”是行商的首领，由资本雄厚，居心公正的行商担任，它像是一个官吏般存在，有朝廷任命，也像官吏一样没有辞职的自由，全部要政府来指定。
不断加码的“行用”
所谓“行用”，外文史料称之ConsooFund(公所经费)，是行商利用其垄断特权，在与外商的交易过程中获取的一项特殊利润。因为外商来华贸易，必须与行商交易，行商便利用这一特权“吃定”外商，强制规定按贸易额向外商抽取一笔款项。
▲ 清代广州外商
早期行用的用途是用作公行的经费，抽取比率较少。“行用者，每价银一两，奏抽三分”，即按进出口贸易额的3%比率抽取“行用”。
但后来粤海关等衙门官吏对行商勒索摊派不断增加，连兴修水利，军费开支，皇帝寿辰这样的事情，都会要求行商“捐献”巨额银两。行商对外商“行用”的抽取比率也随之不断加码，以间接补偿行商的种种开支。
嘉庆十五年，东印度公司大班刺佛等诉于广东巡抚韩崶，略曰： “始时洋商行用减少，与夷人无大损益，今行用日伙，致坏远人贸迁。如棉花一项，每石价银八两，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四两耳。兹棉花进口三倍于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石约银二两，即二十倍矣。他货称是。”
由此可见，进口棉花抽取“行用”加税居然占到货价的50%，进口棉花增加了三倍，公行抽取的“行用”也比原来增加了三倍。
如此征收“行用”自然遭到外国商人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