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外交部部长乔冠华遗孀章含之在北京朝阳医院平静辞世时，终年73岁。亲属在史家胡同51号摆设灵堂，当日，宽敞的四合院内摆满了花圈。
这座大宅院是民国时期著名报人、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家，1959年时由周恩来赠送，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养女。史家胡同距中南海不到5公里，它的小主人却在4年后，因偶然机缘，跨入红墙。
红墙内的章含之，从主席的英语教师到外交部翻译，从亚洲司副司长到外交部部长夫人，其间卷入并见证了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1976年，章含之与丈夫走出红墙，身上已被卸去所有官职。
这位漂亮、优雅的名门女子曾梦想做一名话剧演员，却万没想到，自己会被置于时代舞台的聚光灯下，演绎悲欢起伏的传奇人生。
【上书改变人生际遇】
章含之的好友、外交部前同事薛谋洪曾建议她出回忆录，在封皮上注明，“总督孙女，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夫人”，绝对热销。章含之摆摆手，说，“我这一生，永远是别人的什么人，惟独没有我自己。”
1935年，一名女婴诞生在上海，她的父母却因社会地位悬殊无法结婚。时为著名律师的章士钊收养了这个没名分的私生女，更名章含之。进入名门的章含之，从此过上富足体面的生活，也失去了平民女子的选择空间。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1881年3月20日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为著名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12岁时，章含之被话剧《水仙花》（改编自《简·爱》）深深吸引，一度想做演员，但遭父亲严辞拒绝，“章家不能出戏子！”1953年，高考在即，章含之原本想报考清华大学水利系，做钱正英；或者是建筑系，成为梁思成，却又被父亲劝说，“女孩子家学工科不一定合适，学外语倒是蛮好！”最终，她成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新生。
入学后，章含之积极加入英语话剧社，排演了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性》，还在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扮演苔斯塔蒙娜，在北外轰动一时。
1963年，章含之随父亲赴毛泽东七十寿宴。其时，章含之28岁，“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
半年后，章含之被学生叫停了授课，投入北外的“文革”斗争。其间，她先后两次上书，直陈文革的荒唐及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章老师”的信，没有扭转北外的斗争形势，却成功恢复了她的自由身，她甚至还被指派加入“九大”报告的翻译班子。
【嫁给“乔老爷”】
1971年，36岁的章含之从北外调入外交部，从普通科员起步，经科长、副处长、处长拾阶而上，一直升至亚洲司副司长——这是她在外交部担任的最高、也是最后的一个职务。
与前夫办离婚手续期间，章含之与时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相互表白了彼此的爱意。这位23岁即获德国哲学博士学位的才俊，以其出众的才华，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大会上永载历史的开怀大笑，让章含之爱之深切，矢志不渝。而章含之的出众容貌与举止，也让中年丧妻的乔冠华初次见面便怦然心动。
1973年，毛泽东主席点名让章含之赴加拿大任大使。这位原本可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女大使的“章老师”，再次作出惊人之举，断然拒绝任命，及可预见的锦绣前程；选择了外长夫人的身份与接踵而来的跌宕人生。
“乔、章之恋的根本不幸在于：男女主人公身陷一个过分政治化的时代夹缝，这场轰轰烈烈的风花雪月之爱，注定要缘于政治，博于政治，毁于政治。”民主人士章乃器之子、历史学者章立凡说。
婚后，乔冠华搬入史家胡同51号，一直住到1983年郁郁寡欢病逝，终年70岁。
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徐庆全相信，章、乔之间是真挚的爱情。在物质匮乏、精神压抑的年代，这位名门出身的上海小姐仍极力维持着生活的品质。当时，外交部工作人员可以选择布料，定做服装，但色彩也仅限于蓝、黑与咖啡色。章含之便在细节上动心思，掐点腰，把方领改成圆领，甚至还曾为一件翠蓝色的外套设计了一个可拆卸的灰皮领。
1976年，乔冠华被免去一切党内职务，随后又被查出患有癌症，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随之一落千丈的章含之始终守在丈夫身旁，争回“高干医疗”待遇、呈递万言申述信、为丈夫的平反奔走。在回忆录中，章含之写道，“我的一生无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决定永远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
1985年，文汇出版社总编萧关鸿经好友引荐，在史家胡同51号第一次见到章含之。面对这位初次认识的年轻人，50岁的老太太提及两年前过世的丈夫，泪如雨下。
【前途毁灭】
1976年，是章含之最不愿提及的年份。这一年，政治斗争力量陡然转向，乔冠华与章含之双双被外交部除名，政治生命戛然而止。
乔、章被隔离审查后，女儿洪晃的留学生涯也随即中断，下飞机后，迎接她的是乔冠华专案组成员。回到史家胡同51号时，家的温馨已荡然无存。彼时，乔冠华押于后院隔离，母亲章含之则在外交部受审。
提及这段往事，晚年的章含之感慨，“我一生中一系列重大转折都离不开主席，他在我生活的每一关键时刻主宰了我的命运。”
徐庆全认为，章含之的一生，外力的推动和自身的主动结合在一起，后者的因素还更多一点。但她又不懂政治，否则她和乔冠华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人生。
【晚年“想为自己活”】
2006年，在史家胡同接受凤凰卫视陈鲁豫的采访时，头发花白的章含之身着墨绿色套装，思维敏捷，谈吐优雅，“我要走出我自己的路来。”她说。
可晚年的章含之，大多数时间里，依然生活在影响她一生的三个风云人物的影子里。她频频接受媒体采访，一遍又一遍地述说着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她为养父出版了《章士钊全集》，10卷本近500万字，2002年，在上海福寿园落成章士钊墓及铜像；她为丈夫出版《乔冠华文集》，在福寿园为丈夫塑铜像，将其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大会上那副著名的笑容定格为永恒；她不断地充实回忆录，积极地为自己的每部新书做宣传，签名售书。
“老人家就是想让自己不停地运转，让自己没时间思考，淡化她的悲伤。”章含之的好友叶荣臻告诉记者，乔冠华的离世对她打击非常大，一夜间苍老许多。即便这样，章含之在公众，甚至亲友面前时刻保持着完美的优雅与名门闺秀的气质。
据叶荣臻介绍，章含之从来不买衣服，她在北京、上海、青岛各有一位专职裁缝，每套衣服都精心搭好配饰。无论是出席宴会，还是在家待客，甚或在病榻上，她始终把自己收拾得精致而体面。“这已成为她生活的习惯”。
女儿洪晃在自传《我的非正常生活》中写道，母亲写书之前，要买新文具，要把桌子收拾干净，再泡上杯碧螺春。后来干脆在青岛买下一套公寓，面朝大海，伏案写作。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章含之陆续出版了《风雨情》、《那随风飘去的岁月》、《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书的责编均是章含之的老朋友、文汇出版社总编萧关鸿，他告诉本报记者，章含之的三本书，实际上是一本，后者是在前部书基础上的补充，最终结集成《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这部书，一写18年”。
“章含之将自己摆近那几位风云人物的身边，把自己的人生悲剧与整个历史背景交织在一起，让这段历史变得鲜活、有力。”萧关鸿说。
有一天，章含之却告诉萧关鸿，不想再继续写这类回忆了，“我的书里始终没有自己”。她开始构思“为自己而作”的英文自传。她的写作一直坚持到两个月前，被医生查出肺部纤维化。
被呼吸机束缚在病床上的章含之曾对前来看望的萧关鸿说，想去换肺，即使成功率低也要换，“我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我不能不继续写我的自传。”
半个月后，章含之毫无征兆地离去，留下未竟的书稿与愿望，带走了诸多备受瞩目与争议的历史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