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评分8.4的日本纪录片《老年公寓清洁队》，让人看过难以平静。
纪录片开头说到，“据估计，日本每年有3万人孤零零地死在家中，这种日益普遍的现象，被称为：孤独死亡。”
由于日本的“孤独死”案例越来越多，专门对这类死者的家进行打扫消毒的“特殊清扫业”近年来迅速发展。
日本目前已有5000多家特殊清扫公司，从业人数比5年前增加了15倍，业务量也比10年前多了15倍。
每年夏天，有的特殊清扫公司每天甚至需要清理两到三个“孤独死”现场。
这就是“孤独死”的凄凉写照。
与此类似，在新西兰，12月6日，惠灵顿警方在一栋公寓中发现了一名死去一个多月的男子，这已是这栋公寓楼10年来发生的第三起“孤独死”事件。在中国，空巢老人“孤独死”事件也有发生。
“孤独死”已成为当代全球的共同现象，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概莫能外。
“孤独死”遍布全球
“孤独死”最容易发生在同社会隔离、没有家人或友人经常保持联系的人身上，以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居多，是全人类社会老龄化的突出表现之一。可以说，“孤独死”已成萦绕在老龄化国家头上盘桓不去的阴霾，日本绝非个例。
在有“欧洲老人院”之称的德国，孤独死者若在规定时间内无人认领，一般会由当地政府单位或者民间团体为其举办“公共卫生葬礼”，在人口稠密、情感离散的汉堡，从2007年到2017年，公卫葬礼的举办次数就翻涨了一倍之多，光是2017年就为孤独死者举办了1200次葬礼。
在阿根廷，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已分别达到15.11%和10.93%，为减少“孤独死”事件的发生，阿根廷为许多孤寡老人配备手机，并在手机中安装监测软件，以便社区服务人员及时查看其身体状况。
在“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韩国，60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已经超过20多岁的青年人口，韩国经济合作开发组织《生活如何？》显示，“遭遇困境时有无亲戚或朋友可依”这一项，在34个成员国中，韩国垫底。
老龄化人口快速增加的中国自然概莫能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49亿人，占总人口的17.9%。在此背景之下，独居、孤寡的“空巢老人”的数量也正在增长。
据全国老龄办测算，2020年我国空巢老人将达到1.18亿人，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200万人。这些数据也在提醒我们：“孤独死”离中国社会并不遥远。
“孤独死”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问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孤独死”不仅是国家的问题、人口结构的问题，里面更掺杂了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问题。
“孤独死”，不仅指死亡时的状态，更是强调了死亡之前的孤独生活。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迄今为止已有约20万年的群居历史，如今这种强大坚固的社会习惯正在遭受空前的挑战。
从物理空间来看，人口高度流动的当下，以血缘和地缘为联系纽带的人际网络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当“父母在，仍远游”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家乡、落叶归根、月是故乡明这种明显带有思念家乡的情结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很多留在故乡的父母成了“空巢老人”，很多涌进大城市的年轻人成为“空巢青年”，缺乏情感寄托、社交圈子窄、交流空间有限则成为“空巢青年”最为普遍的三大痛点。
家庭结构变小、独居时代来临已从侧面例证了这一趋势。相关调查表明，受访中国居民中的“一人户”占比已由1990年的6%，上升至2014年的14.9%。照这种“双空”趋势下去，不仅当下的很多老人将老无所依，大量年轻一代的未来养老可能也将成为问题。
从心理状态来看，互联网正在加剧现代社会的人际隔离。
且不说，虚拟交际的增加将直接挤压人们的现实交际时间和精力，现代化信息社会生活的便利还使“为什么要结婚？是手机不好玩，还是电视剧不好看？”成为很多人的信条，传统家庭观念不断消解，更何况，互联网具有极强的个人主义烙印：只需要点击一下鼠标就可以屏蔽不喜欢的网友；再“小众”的观点也能够找到支持者，从而形成各种小团体……
当大量年轻人陷入“越来越熟悉，也越来越孤立”的怪圈，无法熟练操作互联网的众多老年人面临的，则是长期“离线”的子女。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数据表明，受访空巢老人中有24.78%的老人有孤独感；同时，据估计，我国城市老年人社会隔离的比例大约为21.4%。
从社会背景来看，商品社会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社会学中有一个词叫作“社会交换”，即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相互作用都基于一种交换关系，以往人们的社会交换，更多是非物质性的，比如说朋友、邻里之间相互帮忙搬家、照看长辈和孩子，是基于信任和尊重，而现在的社会交换更接近于物质性的商品交换，功利化的社会人际关系稀释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以上种种观之，当孤独成为现代都市人的通病，“孤独死”案例的出现也就毫不意外了。
养老成为一种“负担”
由此来看，老龄化的大背景、城市流动带来的亲缘以及地域关系的分离、科技带来的生活方式变革等，最终导致大量“留守家庭”里的老人，以及不婚主义、疏于社交的中青年人，将不得不面临着“孤独死”的威胁。
在当下以及很长一段时间的未来，养老问题都将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
社会层面，当前的社会养老保障、养老服务体系还未做好充分应对人口老龄化快速增加的准备。截至 2018年年底，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仅为29.9张，供给和需求严重不匹配。
按照国际公认的3名失能老人配备1名护理人员的标准计算，我国需要养老护理人员1000万人，而目前全国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不到100万人，其中，经过专业训练、持证上岗的护理人员不足10%，缺口巨大。
企业层面，养老行业看似是一块“香饽饽”，实际却操作难度高。
大量的资金投入、配套的医疗资源、专业的养老服务等缺一不可，民政部数据显示，在民营养老机构中，能实现收支平衡的大约只有51%，常年处于亏损状态的达40%。
由此来看，不论对社会还是企业来说，养老似乎都成为一种“负担”。
养老压力如何化解？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养老压力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不如想办法化压力为动力、化腐朽为神奇。
说到底，养老既是个人的事、家庭的事，也是社会的事、国家的事；既关乎民生，也关乎经济，因此破解养老难题主要在于充分发挥家庭、企业、社会等多主体的力量。
首先，以“居家养老”托起大多数老人的幸福晚年。
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专业化服务为依靠的“居家养老”模式，既符合传统养老观念，又可一定程度缓解养老机构的供需失衡，还可以填补“空巢老人”在精神方面的贫乏和空虚，更能以较小的投入获取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未来或将助益大多数老人安度晚年。
其次，以“老老看护”破解养老服务队伍之难。
“老老看护”起源于日本，指老人在家中由同属老人的家庭成员照顾，比如六七十岁的老人照顾八九十岁的父母。
但日本模式仅局限于家庭成员之间，要建立更广泛的“老老看护”，可推出养老服务积分制度，“小老人”可通过照顾“老老人”获取养老服务积分，待到自己需要照顾时，以积分向下一代“小老人”兑换相应的养老服务，甚至建立类似于排污权交易的养老服务积分交易政策，以满足不同老人的情况和需求。如此一来，养老服务便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再次，以“大市场+大政府”打破养老产业僵局。
对于整个社会日益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则应交给市场来解决，这就要以“大市场+大政府”为前提。
毕竟，在多元的养老需求面前，养老企业的嗅觉相对更为灵敏。
另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从直接管控到间接监督与规范，既腾出了“手脚”，也省去了许多“揪心事”，如此，专业公司与基层政府相结合，养老服务水平的提高和养老产业链的激活自不待言。
最后，集“大众”力量解决“小众”问题。
养老看似是小众问题，其实是大众问题，人都会变老，也都面临老年失能、患病等风险。
以针对失能老人的长护险为例，目前，我国长护险有15个试点城市，但仍未捋顺发展思路，或因供需不匹配陷入“有人喂食，无人烧饭”的尴尬局面，或因缺乏监督、评估制度导致护理人员只收钱不服务、甚至虐待老人等乱象，未来尽快地对各个试点城市进行总结、改进，才能进一步加以推广。
如此，解决了失能老人这类“小众”群体的问题，“大众”才有稳定的养老预期。
需要注意的是，养老产业始终具有经济性和公益性的双重性质，不可一蹴而就，必将经历一段时期的“内功修炼”，待各方条件成熟、到位，眼下看似危机重重的养老难题方可随之消解，养老产业也将化腐朽为神奇，以“夕阳”创“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