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兴亡悲剧，其人物形象的特点播报文章
转载墓室秘语
2021-08-18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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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贵说：“中国原是一个具有古老哲学的国家，更是一个颇重伦理的国家， 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注重伦理道德研究，可以说伦理道德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此话说得非常准确，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哲学的特点，儒家文化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文化。
这些兴亡悲剧作家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很深，儒家的忠孝节义伦理早就深入到他们的骨髓，所以兴亡悲剧的人物多是忠臣义士、重气节和操守的人物形象。清初兴亡悲剧，根据人物形象的特点可分为三个类型：忠臣士子、平凡小民、帝王后妃。
一、忠臣士子
这部分悲剧人物形象占到了很大的比例，占到了三分之二多，这些人物往往是儒家忠和义的化身，他们代表了作家理想中的世界，在他们身上倾注了作家拯救文化的重任，他们代表了“善”的世界，他们在同恶势力的斗争中体现了强烈的悲剧精神。所谓的悲剧精神就是主人公遭遇到灾难。
甚至毁灭时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求生欲望，和自我保护能力，显示出超常的抗争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他们身上体现出美好的品质：重义轻利、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有胆有识、不怕牺牲。他们往往在斗争中敢于献出生命，以证明自己失去的悲剧价值的重要性。
这些人物的出现是时代的必然，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曾经鼓舞了很多人抗清复明的斗志，投入到滚滚的抗清洪流中。从悲剧学的角度来分析，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人物，因为他们身上体现了强烈的斗争精神，为了维护独立人格，显示出强烈而不可遏制的超越动机，表现出向死而生的悲剧精神。
这些人物塑造的激动人心、惊心动魄，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的共鸣。这类悲剧人物有：岳飞、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苗再成、伍子胥、申包胥、杨继盛、沈炼、夏言、曾铣、周顺昌、魏大中、方孝孺、程济、史仲彬、牛景先、吴学成、史可法、黄得功等。例如荆轲、高渐离为了忠于祖国和燕王，孤身闯入虎狼之国刺杀秦王。
选择这些行动就意味着选择死亡，为了超越困境，自愿承担惩罚，选择了这项伟大的事业，他们斗争的勇气，来自于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道德，他们的结局是悲壮的，毅然走向了死亡，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道德的价值，实践了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价值观，儒家文化是他们悲剧人生的根源。
《崖山烈》中的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苗再成，都是恶势力迫害下的悲剧人物，他们斗争的动力来自传统文化，他们最后的死亡是自己选择的，以证明失去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他们的行为在当时人看来是美的，值得歌颂的，体现出对死亡的否定，人格得到升华，实现自我超越。
这类悲剧人物身上体现出的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儒家伦理道德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当时这种伦理被视为天经地义，一切与之相背离的行为都是邪恶的，严重地说那时就是“天崩地解”。伴随着满清铁蹄践踏了传统文化，曲家们感到尊严被践踏，人道不存，于是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就塑造了这么一大批忠臣义士。
其中渗透了对“以夷变夏”的思考，寓含了深刻的时代意义，同时表达了作家的泄愤心理。杨继盛、沈炼、夏言、周顺昌、史可法、牛景先、吴学成等，身上体现了强烈的悲剧精神，表现了超常的坚毅品格，明知道前面是死亡，为了正义尊严、忠君爱国抛弃生命壮烈地走向死亡，成为超越中的毁灭者。
用死回击了黑暗的社会，向邪恶势力发出了有力的抗议，这种死亡是另一种意义的死亡，带有悲壮的色彩。周顺昌是李玉心中的理想人物，刻画出他疾恶如仇、清廉正直、忠肝义胆、忧国忧民，形象塑造的光彩照人，这一人物同样具有悲壮的色彩。
二、平凡小民
清初兴亡悲剧特色之一，就是刻画了许多没有地位的下层百姓，通过他们的琐屑言行，传达出一代之际的兴亡大事，描写出他们的铮铮铁骨和痛苦的内心世界。程孟辉说过，悲剧作家在进行其艺术创作时，必须将人的道德属性考虑进去，从而使他在观看悲剧时能从中享受到道德目的性的欢愉。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部悲剧就很难说是一部成功之作，平民世界的平凡人物成为悲剧主角，从而使得高贵者显得平凡，卑微者处处尊贵，与西方悲剧必须以高贵人物，作为悲剧主人公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显示了中国悲剧的民族特色。
这类人物有：李香君、梅墨云、苏昆生、柳敬亭、雷海青、朱裁、李龟年、颜佩伟、周文元、杨念如、沈扬、马杰等，这些人物的悲剧具有真实性，他们的悲剧精神和高贵人物相比毫不逊色，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善良的本性，这是人本质力量的体现。
郭玉生说：“悲剧不仅展示人们所遭遇的不可抗拒的巨大灾难与厄运，而且表现人们为了美好的理想，和崇高的目的不向命运屈服，敢于同厄运与灾难抗争的善美人性和昂扬顽强的生命力。”这些平凡人物昂扬的生命力，会给我们带来振奋鼓舞的非凡力量，彰显了人性的真、善、美。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人物身上着重体现出儒家的“节”“义”思想，这些平凡人物都是以“节”、“义”为行为准则的，不合“礼”的行为被视为“无礼”，他们就会认为自己处于困境中，于是面对邪恶势力产生了超越动机，以至于成为伦理道德的牺牲者，成为超越中的毁灭者。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成为他们的道德追求，明知其不可为而坚持为之，正如李泽厚所说：“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强的生命力量，历经数千年各种内忧外患而终于能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在全世界独此一份，与这个孔子仁学结构大有关系，”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到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与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是分不开的。雷海青骂贼，骂得痛快，这种大胆举动，发生在小人物身上，抒其胸中垒块，其结局可想而知，体现了向死而生的悲剧精神。苏昆生、柳敬亭两人都是善良、侠义、有高尚节操的民间艺人，一个会弹曲，一个会说书，柳敬亭说尽了兴亡梦幻，苏昆生唱尽了悲伤感叹。
《桃花扇》中著名的【哀江南】套曲，就是由他们演唱的，他们这些下层人物在社会上，所受到的压迫极为惨重，文化程度又低，由于受到的压迫太深，因此会有超人的胆识激烈地反抗权奸，这些人物塑造的光明磊落，是那个悲惨时代的代言人。
三、帝王后妃
李隆基、杨玉环、王昭君、汉元帝、张丽华、陈后主，都属于这类悲剧人物，这类悲剧人物同样是用他们的行动，实践着儒家的伦理道德，他们的不幸往往体现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中。他们内心遭受着激烈的痛苦煎熬，他们被迫卷入尖锐的矛盾冲突中，直至成为矛盾冲突的牺牲品。
他们无法选择，选择任何一方都意味着毁灭，成为超越中的毁灭者。是恶的一方造成了他们国破家亡，被迫分离，这些剧本都是以悲剧女主人公毁灭为结局，杨贵妃缢死了、王昭君投江死节、张丽华国破身亡。王昭君坚持的是民族气节而死，杨贵妃和张丽华是以身殉国因国难而死。
她们都死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这些妃子都做了时代的牺牲品，以她们的牺牲换得暂时的和平，对清初社会无疑是一次讽刺，权奸误国的教训多么惨痛。洪昇突破了“女人是祸水的”的偏见，把杨贵妃塑造成善良的受害者，这三个人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对王昭君的死节大力歌颂，号召当时人们向她学习。
李隆基身上则体现出“动机与结果完全悖反”的悲剧特征，他的真实动机是不希望杨玉环死，也不想赐她死，迫于“六军哗变”的压力必须赐杨玉环死，动机与结果完全悖反，自己因为赐死杨玉环，整天处在凄凉的孤独与悲伤之中，思念爱妃的痛苦时时在折磨着他，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悲剧人物。
四、总结
兴亡悲剧的主题是家国之恨、兴亡之叹。在明末清初激烈动荡的社会生活中，为了挽救明王朝的灭亡，许多兴亡悲剧作家坚持民族气节，围绕着“仕与不仕”的核心问题，用他们那饱含热泪的笔塑造了许许多多悲剧人物形象。
人物深受儒家伦理道德影响，具有勇毅担当、重义轻利、胸怀天下、嫉恶如仇的品质，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怀，使得观众获得了怜悯、恐惧和心灵的震撼，获得了悲剧快感。所以说这些悲剧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