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那时我已今十四岁了。因父亲积劳成疾，母亲在大队部开了一张条子，叫我上街买一斤糖。供销社门口排着长长的队，我老老实实的站在后面。一些昂首挺胸的人，从后门进进出出，他们什么证明都不要，提着糖大摇不摆地走了。可怜轮到我时，糖已销售一空。我气愤地走上前向售货员发问：你们为什么要开后门？有一个女的瞪着眼晴反问我，你知道那些人是谁吗？我说不管是谁，开后门就不对。另一个用轻视的口气对我说：“你一个毛孩子，懂什么，快回去吧！” 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天发誓：若以后能当上个售货员，决不奴颜媚骨，一定要做到童叟无欺，一视同仁！
机会，是给有心人准备的。一九七0年九江城门山铁矿招工，我不顾家人反对第一个报了名。四年后矿山下马，转入治金地质勘探公司。七六年蒙领导信任，把我从机台调到后勤搞总务，给了我一个践行誓言的平台。
地质勘探队的总务工作是极其复杂的。频繁的搬迁，安顿与撤退是总务最头痛的事。加上七十年代物资的定量供应，各种票卷多如牛毛，而这些票卷的领取，又是一件求神拜佛的事。面对这样一个岗位，在我所在的分队，最长的也没有人连续干满过三年。
鉴于别人的教训，我对工作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吃缺多余的肉票、糖票我放在食堂大家吃。当地老乡为找点事做送点油、送点米我不敢收。安排家属做事，苦活、脏活先叫自己的老婆。新职工没有铺板到家里搬，自己新婚之夜睡在保管室两个放棉被的破箱上。每年降温发西瓜，总是让别人挑拣后，把最小最差的抱回家。还有很多本可请人做的事，都自己做了，反正年轻人有的是力气。
然而，我太天真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对一个人的评判，是以个人情感为前提的。
有一天同乡A某请客，一同参加工作的八个人，唯独不请我。我自以为与A某的关系不错，于是就不请自到。不料A某竟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小子真不是个玩意，我们一起走南闯北，朝夕相处，找你领本稿纸，你一点情面都不讲。”接着B 某说：“是啊，那天我馋得慌，想开个后门打斤酒，你说那叫不正之风。”这时，C某也来劲了，说“昨晚我家中有客，想向招待所借床被子，你不肯也就算了，还说得那样义正词严。”还有人要说……于是我赶忙的解释：老乡们啊，实在对不起哦！不是我不讲情面，按规定非行政人员是不能领用稿纸的；定量物资是按人分配的，如开了后门就减少了别人应得的份量；公家的东西也是不能借的，一人借得，人人可借。我是依了公缺了情，如依了情却失了公啊！
更糟糕的是，群众有意见不说，与某领导也隔着一层冰。有一天，材料员经手买了一车木头堆放在宿舍门前，听说是拿来盖房子用的。没人找我，当然我也没有问。过了一个月，木头拉走后材料员拿着发票到财务报销，会计说总务没有验收签字不能报，这时才来找我。我不签。领导找我，我还是不肯签。当时有人帮着领导说，木头盖房子用掉了，你总务不签字谁签字？但我面无惧色，据理力争。
夜晚躺在床上，我辗转反侧，困惑、徬彷、孤独、酸楚一齐袭上心来。睡不着，披衣而起，望着寒星闪烁的夜空，耳边又一次回响起自己的誓言。就是这誓言一次又一次的给了我力量和勇气，使我超然而自信地走着自己认定的路。
八六年为照料母亲，我调离了治金地质勘探公司。就在办手续的时候，有人说十年的账，要好好查一查。说实话，我正求之不得。于是由工会主席，会计，材料员，接交人组成的清查组，把账本拿去查了三天三夜。除了搬迁时丢失的139个信封和10本材料纸账物不符外，没有查出任何问题。那份总务财物清查情况的说明，我至今还保留着。
二十九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自已那一段青春的年华就慷慨万分。假如世间对是与非、美与丑的评判不夹杂太多的个人情感；假如为人处世我能和光同尘、投其所好，也许我的人生将是另一番光景。然而我并不后悔，公道自在人心。倘若人的心中没有公理和正义这根底线，我就不可能在总务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十个春秋。也正是那十年的时光，成了我践行誓言的黄金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