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仅用数语止晋徵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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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常说，弱国无外交。历史上的郑国曾一度就是如此。
《左传》·襄公八年》（前565年）记载：“五月甲辰，会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数，使诸侯之大夫听命。”这次邢丘之会目的很单纯，唯一一件事情是：盟主对各诸侯国“贡献财币之数”又做了规定，责令按时缴纳。“朝”是诸侯国君主朝拜别国诸侯；“聘”是卿大夫前去别国访问。这是一个国家两项重要外事礼仪活动，当然朝聘盟主是与特别丰盛的“贡献财币”相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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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朝拜活动结束以后，（随即）于我国二年六月（国君新立，按新立之年纪年），寡君朝见楚国君主（国君新立要朝拜列国，朝楚是合乎周礼的），贵国则发动‘戏之役’攻打敝邑。楚国还很强大，但（并不欺负我国）对敝邑表明了礼仪。敝邑欲从晋却害怕犯下大错，以为‘晋国或许会责备我国不尊敬有礼的国家’，因此不敢对楚国有贰心。于我国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跟从寡君到楚国观察是否有机可乘，以便离楚从晋。可是，贵国不解其意、不领会我们的苦衷，又发动‘萧鱼之战’进攻我们。
“湨（音菊）梁会盟的第二年（此前六年，前556年），子蟜告老退休，公孙夏（子驷之子，字子西，次卿）跟从寡君朝见贵国君主，参与‘尝酎之礼’，协助祭典。隔了两年，听说贵国君主将要安靖东方，（那年）四月，又朝见贵国君主以听取事期安排。其间，寡君不朝见的时候，没有一年不派大臣聘问贵国，没有一次战事或其他事情不听命参与。
“一切托付给执事，请执事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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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能说出那样的话，而且收到良好效果，充分说明：子产是有“战略”眼光、是有“大局观”的。何以见得？研读上面那段话，分明可以感受到，子产是根据晋楚争霸之“大局”判定：晋国不会与郑国绝交，它绝对不会把郑国推向楚国一方。
那么，晋国“徵朝”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春秋时代是以礼治天下的时代，讨伐失礼的国家还要“大张旗鼓”呢。因为争霸，他们对郑国又爱又恨：“爱”其有地理优势，也有军事实力；“恨”其不死心塌地站在自己一方。所以对郑国又打又拉，以拉为主，以打为辅。而不管打、拉，都要亮出“礼”的招牌。盟主晋国生怕失去郑国，就从“礼”的角度，要求郑国时不时朝拜自己以表“忠心”。因此也可以说，晋国向郑国“徵朝”，既出于经济目的，更出于政治目的。
夹在晋楚两霸之间的郑国，确立联晋拒楚的国策后“譬诸草木，吾臭味也”，就不再三心二意、忽晋忽楚了，因而朝贡方面从不缺礼，甚至“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可是，如果晋国不以礼相待，不体谅小国的难处，随意“徵朝”，使得郑国“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硬把郑国推到楚国一方，那就是晋国自己失策了！子产从“大局”着眼，把其中的利弊得失讲得透透彻彻、明明白白，晋国君臣领会于心，收敛了自己的行为。
“徵朝”风波过去了，可还有一个更严重、更棘手的问题——经济问题，摆在郑国君臣面前（事实上也涉及其他诸侯国），压得郑国喘不过气。《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面对这一难题：繁重的贡赋，子产一封书信就破解了。真有那么简单吗？请看下章。
《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撰者高根明（许昌长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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