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流，是魏晋时代的永恒标签。这一时期历史变幻纷繁，但登场的人物又是非凡卓越。士族争相炫耀奢侈，官僚名士醉心于清谈。置身其间的士人或雄才大略，或才华横溢，在复杂的政治局面下，形成令后人追慕的魏晋风度。
然而，风流之外，魏晋时代有何不同？“淡泊名利”是对魏晋诗词的刻板印象吗？ 澎湃问吧邀请秦汉魏晋史研究者李屹轩，一起聊聊有温度的魏晋生活。
魏晋风度，究竟为何
@披星戴月地吃哈密瓜：为什么魏晋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是乱就是风度？为后人痴迷的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
李屹轩：魏晋时期之所以给人留下“乱”的印象，大概是由于这一时期紧接汉末的党锢之祸、董卓之乱与群雄割据，西晋末年又经历了八王之乱和永嘉南渡，如果以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家归晋为起点计算，至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八王之乱起，国家承平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一年。东晋时期虽然政局整体上相对安定，但是早期也经历了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此后整个国家政治结构的稳定完全是建立在皇帝、流民与门阀士族的脆弱平衡之上，加之北方异族政权的威胁一直存在，亦可谓是如履薄冰。天下纷乱的局面会影响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例如东汉末年建安时期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慷慨任气”，《文心雕龙·时序篇》便称这种气质的形成良由诗人见惯了乱离的世事，因悲凉而慷慨，遂任气而为诗。
魏晋风度实际上也是时代的产物。今天我们谈起魏晋风度，大多会比较注意魏晋名士率直任诞的处事风格，名士清谈、服散、饮酒和纵情山水的逸事尤为令人津津乐道，不过，此类处事风格的形成原因其实非常值得注意。一方面，这是由于东汉末年儒学由僵化而走向衰落、个体思想逐渐解放；另一方面汉末至魏晋士族内部的倾轧日益激烈，亦有不少士族都试图通过此类处事风格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或不合作，例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因为见到魏晋嬗代之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于是终日酣饮，不与世务，以此来逃避参与司马氏与曹氏之间的政争。因此，将魏晋风度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其中蕴含着魏晋士族对现实政治发展的因应，或许不失为一种妥帖的看法。
诗词里的魏晋
@柒星：魏晋时期的诗词发展如何？
李屹轩：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期，曹操的乐府诗、曹植的游仙诗、嵇康的四言诗、左思的咏史诗以及陶渊明的田园诗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开创了五言诗、七言诗、田园诗、山水诗和律诗等先河。学界一般将魏晋时期诗歌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是“建安时期”，这一时期是五言诗的大发展时期，汉乐府民歌本来长短不一，在这一时期逐渐向五言诗整齐化发展。建安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慷慨任气”，代表性的人物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可以说是“建安诗歌”的代表性作品。
建安风骨代表作——曹操《蒿里行》
第二是“正始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受到清谈风气的影响很大，清谈的内容主要是道家玄理，因此“正始时期”的诗歌大多表现出道家的风格，衷心向往超现实的自然境界，像何晏《拟古》诗云：“双鹤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失网罗，忧患一朝并。”
第三是“太康时期”，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有三张（张载、张协、张华）、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尼、潘安）、一左（左思），西晋时期士族政治已然确立，这些文学家的作品实际上以官场、宫廷宴会的应酬之作为多。不过，这一时期潘安的悼亡诗和左思的咏史诗仍可称为文学史上的佳作，尤其是左思的咏史诗，其上承班固，下启鲍照，在李白的诗篇中亦能看到其影响。
第四是“东晋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以玄言诗、田园诗和山水诗为主，代表性的人物是郭璞、陶渊明和谢混等人，其中尤以陶渊明的成就为最高。陶渊明的诗在当时普遍追求形式美的时代写出了生活真实的内容，开创了“田园诗派”，唐宋以后很多诗人都把田园生活作为歌咏的题材，比如唐代的储光羲和宋代的范成大均受其影响。
总而言之，魏晋时期的诗歌文学既继承与发展了汉代文学的创作成就，又开启了南北朝乃至隋唐的诸多文学风格，实乃承上启下的一个阶段。
饮食中看有温度的魏晋
@没有方向的风：那时名士吃啥喝啥，普通人呢？
李屹轩：这个问题很有趣！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中古时期不同阶层之间的饮食肯定会有差异，魏晋士族不乏生活奢靡之辈，如晋武帝时官至三公的何曾，其生活十分奢豪，每日用于饮食的花费超过万钱，但吃饭时还说无处下筷。又如外戚王济用人乳蒸肫肉以宴请晋武帝，连晋武帝都觉得他太过奢侈。至于一般的士族和普通人，日常主食以经过蒸煮的米、麦、粟等谷物为主，其实与今日颇为接近，史载吴郡陈遗因为母亲喜欢吃锅底的焦饭，因此他担任郡主簿时常常携带一个囊，专门用来装焦饭带回家给母亲。魏晋时期每有饥荒，官府也常以施粥的方式来赈济灾民。
此外，小麦磨成粉后制成的饼食在当时士族和平民的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世说新语》记载魏明帝因为怀疑何晏脸上搽了一层厚厚的白粉才显得如此洁白，于是在夏日赏赐给他 “热汤饼”吃，所谓“热汤饼”其实就相当于今日的热汤面。西晋束晳的《饼赋》中亦描绘了“曼头”（即馒头）、“牢丸”（类似于今天的包子）、“豚耳”、“ 薄壮”和“起溲”等十种饼食的做法和味道。
魏晋名士饮食最值得称道之处还是个体的生活情趣与时代风潮碰撞时所展现出来的风采。魏晋嬗代之际，司马氏高举“名教”的大旗作为诛锄异己的工具，父母去世时士人为表孝心，多不敢尽情饮食，而阮籍却刻意突破礼制，丧母之后仍然饮酒吃肉，借此表达与司马氏的不合作态度。西晋时期，吴郡张翰在洛阳见到秋风起，因而思念起了家乡的莼菜羹、鲈鱼脍，于是辞官归乡，留下了“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的清言。其实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张翰见齐王司马囧骄纵奢靡，败象已生，故借莼鲈之思为由，及早离京避祸。饮食方式应该可以说是观察魏晋士族人生态度与情感追求的一种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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