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松本清张的著书《古代史疑》第四章“魏志中的五行说”的评述和总结：
首先介绍作者松本清张：1909-1992，日本作家，与英国作家阿瑟·柯南·道尔（1859-1930）、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并称为“世界级三大推理小说家”。1952年荣获芥川奖，1966年荣获吉川英治奖。为表彰其一生在文学和社会方面的贡献，在日本北九州设有专门的市立松本清张纪念馆。
其次是介绍本书书籍信息（美式文献标注）：松本清張.古代史疑[M].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
1、松本清张通过《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中乌丸、鲜卑、夫余、高句丽、沃沮、挹娄、濊、韩等国的记载，认为和《魏志·倭人传》中关于里数的记载如出一辙，都透露着一种魏人并未亲自去过以上诸国的感觉；
2、根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调查，自釜山到对马的严原约70海里，从严原到壹岐的乡之浦约43海里，从乡之浦到唐津约30海里，但陈寿都记作“千里”。此外，自末卢国到伊都国500里，伊都国、奴国、不弥国之间非常凑巧都是“百里”，如此明快的距离分割恐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故松本清张得出结论：无论《东夷传》还是《倭人传》，其里数记载都是“虚数”，并非真实距离，这就进一步发展了东京大学教授白鸟库吉博士对于户数的理解；
3、由于陈寿在《三国志》最后说自己是模仿班固《汉书》的体例编纂的，因此牧健二博士提出方向和距离的记载样式应该参考《汉书·西域传》。其中，涉及到到某国距离，都是指到该国国都的距离，而非到边境距离，因此《魏志·倭人传》应该也是一样；
4、牧健二博士认为，《唐六典》记载东汉时代一日步行50里，那么魏时也应该一日步行50里。在这我有个想法，这一日50里说的是直线距离，但实际道路大多数并不是直路，有的甚至绕路，即运动轨迹由直线变成曲线、弧线甚至是波浪折线，导致后者行进里数比前者多很多，然实际上二者直线距离等长，就会造成“两个地点其实一样远，但由于后者绕路，记载的里数多，后人读起来仿佛后者比前者远”的错觉。此观点是我首创，目前中日两国尚无学者提及此问题；
5、《魏志·倭人传》中里数、日数两种记述，是由于当时倭人不懂里数，只以日数计算两地距离，魏使听后就直接以日数记录，陈寿也就只能看到日数，此为目前的通说；
6、《魏志·倭人传》中末卢国到不弥国“东南陆行五百里”“东南至奴国百里”“东行至不弥国百里”的记载中，东南还是东，方向区分很明确，因此后边的“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南至邪马台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都是指正南，而不是东南或西南。可这令人非常费解，因为九州岛内根本没有能够向南航行30日的水路。此记载有利于改“南”为“东”的畿内说，即“濑户内海航行说”；九州说只能捉襟见肘地提出长崎半岛迂回说或筑后川说，非常勉强。早稻田大学出身的乡土史家宫崎康平在《幻の邪馬台国》（講談社，1982年，该书荣获第一届吉川英治奖）一书中主张古代运河说，但这需要经日本有关部门批准在九州岛进行实地考古勘测才能进行验证，不是我一个中国人能解决得了的；
7、女王国的范围，在《シンポジウム邪馬台国》中牧健二博士认为是以福冈县南端的山门郡一带为中心，包括筑后川流域和有明海沿岸诸国在内的区域；
8、牧健二博士认为女王国并不等于邪马台国，女王国是除末卢国、伊都国、奴国、不弥国和投马国以外的诸国联合体总称。我认为女王国是卑弥呼和台与两任女王的权力所能管得到的地方，即臣服于女王统治的诸国联合体，比如狗奴国就是例外；邪马台国是诸国之中女王所在的地方，因此邪马台国是女王国统治体系的核心，是联合体的盟主国；
9、松本清张认为《汉书·地理志》中倭人“百余国”的记述并非实数，“百”是“多数”的意思。同理，《魏志·倭人传》中赐予卑弥呼的“铜镜百枚”也是虚数。对此，专攻考古学的同志社大学教授森浩一持反对意见，认为是实数；
10、松本清张认为《魏志·倭人传》中的30国也是虚数。与4、5国相比，30国朝贡更能显示中国皇帝的威仪。我不能认同此观点，按松本本人的奇数配置说，写成50国、70国乃至9999国岂不更有气势？为何偏偏写成30国还是没解释出来，这种论调想象成分过多难以采信；
11、松本清张认为自狗邪韩国至邪马台国的9国+21个旁国正好是30国，还在括号里说狗邪韩国当时处于倭人势力范围内，故也算进去。我反驳观点有二：第一，北京大学教授沈仁安在《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2004年）一书中已论证过任那日本府是虚构的，无法证明当时狗邪韩国处于倭人势力之下；第二，这30国均有具体国名，若纯属编造凑数，还是那个问题，为何不编50国？不编70国而偏偏30国呢？这30个国名又是根据什么编出来的呢？松本又举《东夷传·辰韩条》中6国、12国和24国的“倍数论”，意图证明陈寿的数字是构造出来的，可这偶数倍数既不符合他自己提出的奇数配置说，又不符合五行说，因此苍白无力；
12、松本清张认为对国名使用的一些“恶字”是中国古人基于中华思想对周边后进国的一种蔑视。其中“奴”使用了10次、“马”5次、“支”4次、“邪”4次。但是，确实是有蔑视意，还是当时的音译法则中有相对固定的汉字，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13、松本清张列举《东夷传·三韩条》，认为韩倭两地很多国名相似，说明不是实地考察得知的，而是陈寿编造的。但我认为，古韩、日语发音有相似的地方，音译过来用同样的汉字也不奇怪。再者，人做事总是有目的的，若按松本所说，陈寿如此胡编国名和数字，意欲何为？松本本人没有解释这个问题。从另一面讲，陈寿是西晋初年吃皇粮的史官，是给朝廷修史并上承皇帝（司马炎）御览的。当时的史学家又不止他一个，如此瞎编就不怕被参奏个欺君之罪吗？陈寿会神经到宁肯冒着诛九族的风险也要在史书里瞎编一通的地步吗？
14、对马国至不弥国户数总和为3万，投马国5万，邪马台国7万，松本主张3、5、7的数字是基于西汉时代的阴阳五行说。可是，如果陈寿笃信五行说，就应该所有数字都符合五行说。但仅就《魏志·倭人传》来看，后文中五尺刀二口，金八两这样2、8的非五行说偶数又该作何解释呢？松本又没说；
15、坪井正五郎博士主张3世纪初福冈平野在海底，日本产能大学教授安本美典博士在《邪馬台国への道》（筑摩书房，1967年）一书中也提及了这一观点，但这需要古地质学领域的相关资料，尚待进一步探究；
16、松本认为从狗邪韩国到不弥国的里数是以500里为基准的。带方郡到狗邪韩国7千里，狗邪韩国到末卢国3千里，末卢国到不弥国7千里。3和7都是基于500里得出的。鱼豢和陈寿是同时代人，也信奉五行思想，只不过陈寿将其进一步发展了；
17、以500里为基准的原因，松本认为是中国上代的“五服·九服”制度，即以王畿为中心，以500里为半径画圆。《周礼》记载，以王畿为中心，每外围500里，分别称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和藩服。松本认为，五行思想在东汉至晋初十分兴盛，也深深影响了鱼豢和陈寿的观念；
18、松本主张伊都国是（带方）郡使往来驻扎的地方，因此是倭国首都。我不能赞同此观点，因为以卑弥呼为首的倭国是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不是魏国的殖民地，其首都应以女王所在地为准。“亲魏倭王”是外族王封号，因此才加上“亲魏”二字，换言之曹魏并不直接干预倭国内政，怎能以郡使往来驻扎地为首都呢？无论是读《魏志·倭人传》上下文，还是看九州岛地图，伊都国都只是魏倭两国外交的中继站。魏使也是人，不可能经历长时间航海后连口气都不喘，上岸后直奔邪马台国，总得先找个地方歇一下；同理，女王使者自邪马台国出发，渡海前也要先整顿一下，这个地点也是伊都国；
19、很多九州说学者认为，魏使到伊都国后就停下了脚步，以后各国都没有实际到过，距离都是从不懂里数的倭人处听来的，故后来的距离都改用日数计算。最有力的论据就是伊都国之后的路途没有关于沿途风景习俗的描写，与伊都国之前的诸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里我也有疑问，魏倭两国外交往来三、四次，难道次次都只到伊都国而不到邪马台国吗？再者，若不直接见到女王，魏使册封赏赐的皇帝诏命又该怎么完成呢？难道回去蒙皇帝吗？魏使团队不只一人，往来也不只一趟，撒谎是纸包不住火的，欺君可是灭九族的重罪，魏使会傻到为了偷懒少走几步路，而冒着诛九族的风险吗？换位思考，假如我是魏使，九族的命都在皇帝手里攥着，我就是累死也得去啊，所以总觉得魏使只到伊都国的论调不可思议。再多说一句，不是很多日本学者对此观点达成一致意见就能等同于史实的，它里边存在着巨大的逻辑缺陷仍需学者们前赴后继地探究；
20、松本认为，到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到邪马台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加起来就是水行30日，陆行30日。这也是陈寿“五行说”的结果，主张陈寿把魏使记录中不明白的地方，凭自己主观想象瞎写。我还是那个观点，陈寿是朝廷史官，修的《三国志》是国家正史，是本朝（西晋司马炎）对后世的交代，是朝廷喉舌，不经皇帝御览是不能刊行的。当时史学家众多，陈寿如果胡编，一旦被告发便构成欺君灭族之罪，和魏使撒谎同理，陈寿在正史里胡编同样是找死行为，正常人不可能这样做，因此我不同意松本清张的陈寿主观瞎编这一说法；
21、松本认为对卑弥呼宫殿的描写怪异，完全是幻想的中国王宫的样子。但是我想说，中国学者肯定受中国人认知的限制，任何人都一样，任何史书都不可能丝毫不差地反映真实的历史，都会融入作者的主观认知。魏使见到了卑弥呼的宫殿，肯定要和自己熟知的中国宫殿对比，记录下来被陈寿参考也没什么奇怪的；
22、松本清张认为从带方郡到倭国的12000余里总路程也是虚数。《魏志·鲜卑传》记载“东西万二千余里”，此外根据牧健二博士的研究，班固《汉书·西域传》中，乌弋山离国、安息国、大月氏国、康居国距长安分别是万二千二百里、万一千六百里、万一千六百里和万二千三百里。换言之，“万二千余里”是对遥远蛮邦的形容，并非实际距离，鱼豢《魏略》和陈寿《三国志》又模仿《汉书》的体例，故从带方郡到倭国的12000里也是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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