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内蒙古一家金店，迎来了一位贵客：“老板，收金子吗？”说完男子晃了晃自己手里的牌子，谁知，老板看后双眼放光：“收！收！”
这名男子叫李献功，祖祖辈辈都是生活在内蒙古的贫苦农民。那么，这枚金牌有什么来历，有何特殊之处呢？
原来，在1961年，李献功的父母在家附近的洮儿河劳作时，碰到了一块坚硬的东西，定睛一看，居然是个闪闪发光的金属牌。
不过，夫妻二人当时并没当回事，他们将它带回家后，就一直放在柜子当中。
几年后，老李夫妇的朋友乌力冈来看望他们，闲聊时谈到了这块金属牌。于是，乌力冈建议他们去找村中的长者问问看这牌子有什么来历。
有位老者见上面的文字与他多年前收藏的一幅成吉思汗画像中的文字很像，便猜测这可能是成吉思汗之物。
要真是这样，岂不是发了大财？此消息一出，很多人找到老李想要窥探一二。老李被扰得一连几天心神不宁，于是，他把金牌藏入地窖，对外宣称已经送人。
1996年，在老李弥留之际告诉儿子，如果哪天遇见困难，地窖里有东西可应急。然而，李献功却不以为然，地窖他也下去过，里面都是些杂物，也没见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与其空幻想着，还不如自己外出经商。
寒来暑往，没有经商天赋的李献功折腾了三年血本无归。一天，债主上门，无处可躲的李献功藏进了地窖。
待在地窖里无事可做，李献功便开始整理起杂物，结果在一个箱子底下发现了块金色的牌子。
“这块牌子在地窖多年都没生锈，难道真的是件宝贝？”李献功暗自猜想，突然，他又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李献功带着牌子找到了收藏家刘振春。刘振春一看到这块牌子就被它吸引了，他接过金属牌，开始研究起来。
只见这枚金属牌长25.7厘米、宽8厘米、厚约0.1厘米、重350克，为圆角长方形片状，一端有圆孔，暗金色，正反面都刻有奇特的铭文。
除此之外，刘振春也没发现其他什么特别之处，于是，便找来了同为收藏家的好朋友张国林。随后，三人一起去银行做成份分析。结果显示：金属牌含金量达到58.44%，其余都是银！
虽然不确定它是不是成吉思汗之物，但就这金银混合的制作工艺也是非比寻常。于是刘、张二人合计买下这块金牌。
张国林在每次收藏物品时都会仔细检查，防止收到被盗的赃物。经过一番检查，他果然在圆孔处看到了一行极小的简体文字：“张字九十六号”，他判断这极有可能是博物馆的标识。
于是，在一番商量过后，刘、张二人与李献功达成了口头协议：以1.2万人民币购买这块金牌，随后两人先支付了两千定金并写了条子，约定两周后付尾款，暂时拿走了金牌。
拿到金牌之后，刘、张二人立刻将金牌拓印的照片，送往各地的博物馆和文物站，询问是否有类似的物品被盗。不料，所有的答复竟然出奇一致：没有！
这下刘、张二人放心了，赶紧带着剩下的钱去找李献功，想要立刻完成这笔交易。然而，刘、张二人兴致冲冲的，却热脸贴上了李献功的冷屁股：人家不卖了！
原来，就在刘、张二人确认金牌的来历之时，李献功也没闲着。父亲临终前的遗言也愈发在他脑海中变得清晰：这是成吉思汗的物件。
若是果真如此，那断然不止一万二。甚至他一核算，如果单卖黄金的价格，都不止刘、张二人开的价格！于是，他要求加价，刘、张二人自然不同意，协商不成，交易被迫终止。
急于变现的李献功来到金店，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结果金店老板是个奸商，经过他的特殊检测，这个金牌含金量还不到一半。
殊不知，李献功已经检测过金牌的含金量了，一气之下，他抢过金牌夺门而出。就在他郁闷之时，刘振春和张国林又找上门来，这次他们带来了金牌的来历。
原来，两人自从上次不欢而散之后，就一直到处打听金牌上的铭文的含义，最后他们找到了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包祥教授。
包教授一眼就认出这是一块元代的圣旨金牌，上面的文字是“八思巴文”，意为：在长生天（神）的名义下，皇帝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若有不从者，斩立决！
八思巴文是忽必烈的国师八思巴所创作的文字，这种文字主要用于军事保密方面，所以只有少部分的官员才能学习。
八思巴是藏人、佛教徒，八思巴文的诞生也使元代皇室与西藏番僧有了密切来往，同时加强了中央同西藏的联系。
由于元朝的历史太短，懂八思巴文的人又不多，所以元朝灭亡后，八思巴文也就随之消失不见了。
元代保留下来的圣旨牌多为铜质或者银质的，上面的文字也多是契丹文和汉文，像这块含金量达到一半以上、又带有八思巴文的圣旨牌实属罕见，它绝对是一件货真价实的国宝！
李献功得知是如此国宝后，也不敢怠慢，连忙跟随刘、张二人来到内蒙古大学去找包教授，询问如何处置这件宝物。
最终，包教授以六千三百美金（相当于5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块金牌，并将它无偿捐赠给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
如今，这块金牌为元代历史和蒙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令人疑惑的是，上面的简体字从何而来，至今仍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