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回望过去·宏观经济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浓重一笔，扭转了以前一分析经济就从需求出发的模式，让市场充分意识到供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背后反映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改革，可以有效解决产能、杠杆等问题，化解当时市场的明显担忧。他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转型的一个体现，一个有效方式。
在过去12年里，我国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正加快形成。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认为，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让人印象深刻。他表示，关于对外开放有三个依次递进的修饰语，一是全面开放，二是高质量开放，三是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在过去的12年中，中国已经形成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框架，包括开放制度、“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三个层面。
放眼全球，在中国加速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经济全球化却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中美贸易摩擦随后爆发。植信投资研究院院长连平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加速了中国的制造业转型。贸易摩擦对中国带来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中高端制造业方面，使我国进一步加快了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型。相信在中国所特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之下，制造业高质量转型最终会取得成效。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发展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十年。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李文龙表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12年间迎来了真正的“换道超车”契机，找到了中国经济提升效率、形成新发展动能的方向，也改善了社会治理模式，更使得中国经济在若干方面走到了全球前列。
2 回望过去·金融事件
自2010年至今，中国资本市场在制度建设上取得了很多进步，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沪港通与深港通的创设，纳入MSCI等），设立新三板、科创板和北交所，注册制、退市制度、新股发行机制等各项制度改革持续推进。与此同时，打击内幕交易、信息披露不规范、财务造假等监管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银科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夏春表示，中国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方面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做法，避免了其他国家在金融国际化过程中遭遇的挫折（例如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等）。
谢亚轩认为，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推进，中国直接融资比重提升的趋势已经形成。同时，从新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未来中国的直接融资，尤其是权益融资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李文龙认为，人民币汇率改革与对外开放是中国从区域大国走向全球大国的关键金融要素。未来，持续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与对外开放至关重要，还有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要做。
在区块链技术的加持下，我国数字货币DCEP诞生。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表示，新冠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模式从线下向线上的转变，数字经济快速崛起，数字货币呼之欲出。中国央行未雨绸缪，先行先试，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果断研发并推广数字人民币，走在了全球数字货币升维竞争的前列。
金融监管是过去12年金融市场发展无法忽视的词语。资管新规的出台让金融市场迎来新的纪元。连平表示，资管新规有效降低了金融风险。资管新规在从制约期限错配、多层嵌套、加大杠杆等方面入手打破刚性兑付，对资金池、非标、杠杆、通道等进行约束规范，明确资管业务准入条件，加强统一监管，有效降低了影子银行规模，推动资金、产品、服务等资源向实体经济倾斜的同时，也阻断了风险在实体经济与金融领域的互相传递，推动资管业务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3 回望过去·科学技术
李文龙认为，过去12年见证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智能机器替人”接近可以大规模推广的程度，尤其是自动驾驶、自动决策等技术发展越来越快，普通劳动力短缺可能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智能机器人时代”将在未来20年到来并对社会与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
王涵认为，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节省精力和时间，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降低了技术使用门槛，让普通人也能随便使用一些高大上的技术；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节省了人工，一般企业也可以用来提高生产工作效率。
夏春表示，过去10多年，影响最大的技术应该是社会进入到4G/5G时代和纳米级芯片的发展，其他和日常相关的技术创新，例如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都是建立在这一底层技术的大进步基础之上的。作为对比，中国凭借在推广4G/5G上取得的经济成就，快速拉近与世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
连平也认为，过去12年中，区块链技术发展迅速，在多个方面都展现出了其独特的应用价值。在我国，金融领域是区块链技术的重要应用领域，金融支付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极大发展，我国央行在数字货币领域的探索也位于领先地位。区块链的使用大幅降低了资金运转成本，降低了银行开户、信用获取、投资等门槛，为金融机构开展业务节约了不少成本。
4 研判未来·疫情与未来
王涵认为，新冠疫情导致的“伤疤”主要体现在：一是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者和企业更多地担心不确定性，被迫储备更多资源。二是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居民消费倾向降低。三是部分企业经营受疫情冲击过大，生产投资计划被打乱，甚至被迫退出。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约束条件下，谢亚轩认为，短期以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强化网络型基础设施，既拉动短期经济增长，又为长期发展和结构优化奠定基础。中期的重点是房地产市场改革。要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健全住房市场和住房保障两个体系。长期的重点是推进共同富裕，进一步挖掘内需潜力，强化国内大循环，并以此带动内外双循环。
夏春认为，中国必须在对外和对内两方面进行大力改革来实现外部环境正常化和内部环境稳定化。要在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方面为广大群众提供满意的解决方案，在分配领域要尽快缩小贫富差距，避免社会矛盾的扩大。要鼓励居民合理投资，通过财产性收入的提升带动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
具体到提振消费方面，李文龙表示，面对新冠疫情，应以“戴口罩、打疫苗、验核酸”作为持续的三位一体防范措施，采取更为精准、灵活与小规模的隔离措施，杜绝或减少大规模“粗放式”封闭，确保整体社会生产生活与对外交往尽快回归常态，消除社会各方面对经济下行的忧虑与预期。同时，为了支持经济复苏，应对中小企业开展减免税费措施，帮助中小企业恢复造血能力与活力，进而增加社会就业。
连平表示，针对消费端，一是设计并推出更为灵活而又精准的贷款激励机制。二是加大对居民消费需求提振的支持力度。考虑到基本国情，发放消费券仍是较为实际的做法。三是引入财政贴息政策，降低首套房贷款利率。
5 研判未来·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推进了近7年，到目前为止，成就斐然。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认为，过去数年的结构性改革提升了微观经济的竞争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为改革开放再出发奠定了基础。未来，对内应关注企业和个人预期，打破利益藩篱，畅通上升通道，做好宏观与微观的激励兼容；对外应审慎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践行新发展思维，落实双循环战略，优化内部与外部的博弈均衡。
谢亚轩表示，到目前为止，结构性改革已经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及脱贫攻坚、污染防治、风险化解防范三大攻坚战。未来应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要求，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
6 研判未来·碳达峰与碳中和
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
为了实现双碳目标，连平建议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调整能源结构，促进水电、光伏和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展，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二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钢铁、石化等传统高能耗产业低碳转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三是加大研发投入，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攻关与推广应用。四是完善与碳减排相关的财税政策和投融资体制机制，增加资金投入。
在实现双碳目标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如何应对这些困难？李文龙认为，首先，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各种不确定性。最近俄乌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危机，迫使欧洲国家重启低效“肮脏能源”与核能，双碳目标的实现势必受到影响。中国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不确定因素，始终把能源安全摆在第一位。其次，对碳达峰技术进步的挑战以及由此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也要充分考虑。2030年之后中国人均GDP的增长就不能靠增加碳排放来实现。中国在人均GDP方面如何追赶美国，挑战极其严峻。中国面临着唯有通过技术进步大力提升能源效率与开发清洁能源这一条路。这其中的不确定与成本需要充分考虑与提前应对。
连平表示，困难可能会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内部的矛盾与阻力。短期内低碳转型会对经济运行带来一定压力和挑战，包括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加剧通胀压力，占我国工业增加值相当大份额的高碳行业经营和转型压力大，围绕减碳的调整可能引发就业问题，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其次是外部环境的挑战，包括后疫情时期地缘政治紧张态势、全球通胀高烧难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约和打压等。因此，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要避免“一刀切”和激进的做法，遵循多目标协调、统筹推进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制定减碳任务和动态路径。此外，加强更多元化的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深化资金和技术的多边合作。
谢亚轩认为，未来应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统筹好经济发展、能源结构优化、能源安全等多方面的关系，需要明确设定优先次序：首先是避免能源危机，保障能源安全；其次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后才是能源结构的优化。
7 研判未来·中美关系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中美关系全面长期战略博弈逐渐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
李文龙认为，未来10年，对我国而言，“韬光养晦”与“保持战略定力”应仍是主要的国际战略。不断提升人民满意度、积聚与突破核心技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双循环”是中国未来10年的主要任务。
王涵表示，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一直会存在。他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做好自己的事，增强中国自身实力是应对中美关系最有效的途径，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扩大在全球的影响力，对内加强宣传，合理引导预期；对外同美国在现有国际框架下有理有节地相处。
连平认为，未来中国应坚持对内改革创新，对外开放合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引领经济合作发展。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将高水平、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合作放在重要位置，全面深入地建立与东南亚、欧洲、日韩、中亚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实现合作共赢。
特别感谢参与本次专题讨论的各位首席经济学家：
程实：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康勇：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李文龙：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植信投资研究院院长
王涵：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夏春：银科控股首席经济学家
谢亚轩：招商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作者何啸系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