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古
说陈戌源是中国足球的罪人，相信不但没人反对，甚至会让人觉得这是“炒旧饭”，一点新意也没有。但话不能信口开河，必须说得有根有据、令人信服。
5月30日，李姓知名媒体人在个人社交平台披露，海港夺冠那个赛季（18赛季），16支中超球队已有7支球队烟消云散、几乎占了一半，还有广州队降入了中甲。
消失的7支球队是：江苏苏宁（第5名）、河北华夏（第6名）、北京人和（第8名）、天津天海（第9名）、广州富力（第10名）、重庆斯威（第13名）、贵州恒丰（第16名）。“硕果仅存”的9支球队是：上海上港、广州恒大、山东泰山、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大连一方、河南建业、天津泰达和长春亚泰。
只是，5年过去，中超早已物是人非。
本赛季的中超，截止第10轮，海港以8胜2平积26分领跑。第2名成都蓉城只有20分，且攻强守弱，防线漏洞百出；积19分、排名第三的申花虽然防守顽强，但攻击力孱弱，这两支球队均难以构成对海港的威胁。其他球队中，武汉三镇、泰山队和国安（同积14分）均受困于内部问题，成绩波动大，且落后海港12分之多。一般认为，因为“独一档”的外援奥斯卡及“独一档”的本土射手武磊存在，海港提前夺冠将是大概率的事情。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责任主要在陈戌源。
18赛季，尝到大投入换来“大汇报”的陈戌源，次年8月份当选中国足协主席。事实上，当年的5月份，作为足改领导小组组长的陈戌源，事实上就已经是足协的新“掌门人”。而主政足协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2020年12月14日以21赛季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的形式第一次提出中超降薪。这一措施，距离他上任已经过去差不多一年半时间。如果20赛季就开始限支、降薪，并且一步到位，中超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崩盘”现象。
令人遗憾的是，同一天，足协又出台了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俗称俱乐部名称中性化）改革的通知，要求所有职业俱乐部21赛季开始前完成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相当多的球迷和媒体认为，俱乐部名称改革肯定是一个大方向，但当时并非最佳时机。疫情之下，俱乐部母公司出现大面积的经营困难，名称非企业化可以说进一步加重了俱乐部的困难。
陈戌源其实已经完全掌握相关情况，但他出于种种原因，推迟了比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更紧迫了薪酬政策的出台。
比如，上述两个文件出台的当天，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陈戌源就痛斥了投资人的“烧钱”行为，并发出了“（你们）难道良心已经死了吗”的灵魂拷问。而支撑这些话的，是陈戌源非常清楚中超俱乐部的平均投入是J联赛的3倍、K联赛的10倍；中超球员的薪酬是J联赛的5倍多、K联赛的11倍多。也就是说，陈戌源并没有利用足协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得出来的数据，作出彻底的薪酬改革，这是他的失职。
而2021年3月份，陈戌源在接受央视节目直播连线采访时，就苏宁发布停运公告的问题发表了“公益足球说”，称他此前曾与苏宁投资人做过多次沟通，认为足球本身是社会公益产品，投资人更加应该考虑投资足球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形象，并“希望这种事情以后尽量不要发生”。说句实在话，这番话令人心寒；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无异进一步将投资人推离中国足球。
直到今天，仍有人在为陈戌源“说话”。认为如果不是他出台提出降薪措施，中超恐怕早就欠薪、甚至更多俱乐部因为资金问题而消失了。但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的观点。
如上所述，他坐在那个位置、掌握着第一手资源，就必须及时、果断做出彻底的改变。作为足协主席，这难道不是职责所在、份内之事吗？
事实上，除了降薪分两步走之外，无数的事实证明，这些改革的同时，陈戌源掺杂着私心、留有“尾巴”。
比如，球迷一直诟病的外援“压哨”续约问题；发明了“原合同”、“新合同”、“第三方合同”、“平移合同”等一系列与薪酬有关、影响降薪彻底性并导致外界极为反感的新名词，以确保某俱乐部的高薪外援得以保留，或者凭着母公司雄厚的实力“网罗”高薪球员。而这么做，成了今天某队得以“一骑绝尘”的主要原因。
李姓知名媒体人在预测海港本赛季将会提前夺冠时，给出的主要理由，就是该俱乐部“稳定的运营环境”，说白了就是有钱。而其他俱乐部大多“为钱所困”。但如果只是有钱，足协在20甚至21赛季时就限制了高薪外援的存在。说得再明白一点，没有奥斯卡，会有今天的海港吗？
人家“李知名”说得非常清楚了：有奥斯卡和武磊，海港论实力在中超是独一档的存在。
某种意义而言，陈戌源就是中国足球的罪人。而他留下来的“遗产”，则让某些球队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