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一个历史都难以证明的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数百万名的士兵来说意味着难以想象的恐怖,炮弹的弹片将身体粉碎成上千块碎片,还要面对毒气、坦克车、火焰喷射器等新型武器的威胁。然而在1918年11月7日晚上8点左右,在拉卡贝尔镇附近的法国军队看到了一些不同的情况。从北面德意志帝国领土开来三辆打着前灯的卡车,直逼正面战场前线,很明显他们属于德国。但是在车上的两名德国士兵一个挥舞着白色旗帜,另一个拿着不同寻常的银色号角,吹响了呼吁停火的号角。

根据之前的协议,这三辆德国汽车慢慢地穿过了双方军队之间伤痕累累,坑坑洼洼的交战区,最后停在了法国军队的前线,在法军的看护下,这几辆象征德国的和平使者朝着拉卡佩尔开去,在那里等候的媒体和新闻摄像师将为他们到来而拍照。他们途经了被战火烧毁的居民区,工厂和教堂,路过了被德军坦克轧平的果林,以及被撤退德军投放过剧毒的水井。“在我看来,这段旅途是故意延长的,目的是让我们见证战争的后果,为接下来可能面对的,仇恨和报复情绪以及最难以接受的条件,做好心理准备。”一位曾在这辆车上的德国士兵回忆说。接下来,他们最终登上了一辆属于协约国的火车,火车开往贡皮埃涅市的一片树林,在那里德军希望要求和平谈判,因为他们知道很快自己就要输掉这场战争了。

德国代表团与法国福煦元帅在火车中签订停战协议的场景。

德国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两个主要盟友,奥斯曼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投降,甚至奥匈帝国在投降后,立刻作为一个民族宣布起了分裂独立。此时德国最高军事指挥官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Erich Ludendorff)精神崩溃,酗酒成性并对其手下怒火中烧。德军只能临时找来一位心理医生为其治疗,建议他在办公室多摆放一些花,早上起床唱唱歌。在随后的10月底,他宣布辞职,戴着假胡子和蓝色眼镜逃离了这个国家。在德军前线,数以万计的德国士兵正在逃跑,甚至有德国海军总部命令那些想要叛逃的德军出海对英国的军舰进行自杀性的最后一搏,但是那些德军升起了红旗和英军一同去逮捕岸上的德军指挥官。

双方参与和谈的代表见面了,协约国是由法国元帅费迪南·福煦(Marshal Ferdinand Foch) 作为代表,而德国代表团是由一位平民文职部长领导,军队代表也仅是一名少将和一名海军舰长。德军的职位和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相比略显低级。因为德国此时只能绝望地避免因战 败而带来的屈辱和责难。

斐迪南·福煦对德国提出的投降条款很不满,认为德国保留了实力,所谓的德国投降书不过是二十年的停战协议。不过这真是一语成谶了。

同盟国向协约国投降,因为最血腥的战斗都是在法国的土地上发生的,所以法国也成了协约国的最核心的代表。此时福煦元帅提出的要求,比悲观的德国代表团所担心的还要严重。法国要求德国军队迅速从他们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占领区撤退;将阿尔萨斯和洛林还给法国;由德国承担开销,让协约国占领德国工业的心脏地带—莱茵河左岸。

福煦元帅进一步提出要求,德国不仅要向协约国移交大量的军火、机枪、飞机、潜艇和舰艇,还要提供五千辆卡车,五千个火车头以及十五万节车皮。除此之外的赔偿金会在日后被决定和执行。在双方讨论这些条款时,德国要求立刻停火。有趣的是,福煦元帅一口拒绝,相反,他命令所有协约国的指挥官加紧进攻,“当务之急是加快我们胜利的步伐,加强我们取得的胜利战果。”

这个命令,让战争造成的伤亡人数,在德国和谈之后的五周内,增加了50万人;也让德国的军队和国家崩溃得更加彻底。由于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当时的德皇威廉二世(KaiserWilhelm II),无法阻止巴伐利亚州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于是只能前往当时德国的西线军事总部请求增援,但在那里,他也发现了由士兵组成的共产党,甚至拒绝向他行军礼。无奈的德皇在他看到自己的柏林宫殿也升起了红色旗帜时,只能逃往中立的荷兰。

火车车厢里的德国代表团,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政府已经不清楚了。但是残酷的战争还在继续,协约国只关心德国能够尽快同意福煦元帅提出的协议要求。于是一名法国的通讯员带着这份协议,穿过德国战区,同样举着白旗和号角,来到了德国西线的军事总部。这名老兵回忆称,“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上豪华汽车。”终于,1918年11月的清晨,德军通过无线电宣布同意这份协议,也就是说德国终于签订了停战协议。在签署时,双方都没有握手。当时的《时代周刊》杂志是这样评论的:持续四年的杀戮终于停止了,仿佛上帝已经看不下去这人间惨状,喊道,“够了!”

有一系列的新书,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时刻,其中保罗·肯德尔(Paul Kendall)的《来自过去的声音:1918年停战协定》(Voices from the Past: Armistice1918)是一本丰富的资料集,内容包括来自世界各国的老兵对这一时刻的回忆和文件摘录,还包括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士评论。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当我看到一位坠机死亡的德国飞行员,被一位美国大兵扒去脚上的靴子时,我想起了一位法国人的评论:一战,德国人为领土而战;英国人为海洋而战;法国为爱国情怀而战;只有美国是为纪念品而战。”

虽然历史的结果不可逆转,协约国赢得了一战的胜利,但是我们真的可以说一战是一场胜利之战吗?如果历史中存在两败俱伤的战争,一战无疑就是这场战争。首先,这场战争根本就没有必要发生。那时欧洲各国的权利游戏一直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政治联姻在表面上都能过得去。直到那一年8月,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各国开始犯下一系列史诗级愚蠢的错误。不久之后,整个世界沉入一片火海。

其次战争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一战中有900多万人在战斗中丧生,还有2100万受伤,更有超过百万的平民丧生,许多活下来的人也因为战争失去了手臂,腿,鼻子和生殖器。在德国,一战遗留下来的灾难情绪被聪明的希特勒加以利用,如果说没有一战的恶毒遗产,很难想象二战会发生。

传统上大家都认为1919年签署的《凡尔赛条约》是导致二战开始的原因,希特勒也确实在条约上大做文章,煽动民众情绪。但事实是《凡尔赛条约》存在漏洞,其效力也远比福煦元帅的停战要求温和得多。其赔款金额在两年后悄无声息地减少了,德国失去的领土上只有10%的人口,其中还有很多不是德国人。在1918年11月11日11时,一战结束的时刻,几乎没有德国人认为自己是战败国。而真正导致20年后新灾难的原因,或许要归结为福煦元帅下达的停战协议而给德国带来的仇恨情绪。

德国怎么会战败?!当傻傻的德国民众还在等待自己国家英雄的归来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战败了。战争时期政府培养爱国主义情绪的手段可谓无所不至,海报,电影,小册子,明信片,戏曲,儿童读物等等,只有民众想不到的,没有政府做不到的。加上德国军方严格控制媒体审查,导致的结果就是,在1918年下半年,德国军队开始失利时,政治宣传早就与战争现实脱轨了。

难道德国民众看不到德国的撤军吗?当然不是,那些明显的德军撤退,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挫折而已。在停战前的几周,德国报纸还在刊登所谓的“近在咫尺的胜利”呢。在1918年的春天,德国军队打破了与法国堑壕战的僵局,将军队推进到了法国内部,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Hindenburg) 还因此获得了一枚金色光芒的铁十字勋章,上一位获得这个勋章的人,是打败了拿破仑的一位将军,德国的小学生也因此享受到了一天的假期。当然推进的势头不久后就停滞不前了,此时乐观的德皇威廉还在向自己的民众说,“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

当德国民众给撤军归来的“英雄”抛鲜花,和彻底明白福煦元帅停战协议内容的时候,他们脸 上的表情是天差地别的。眼看着英法美的坦克开进了莱茵河地区,民众脑海中想到的只有:德国输了!?那谁来为死在战场上180万的德国士兵负责?谁来背负战败的指责?于是德国政党内部开始分化,有人将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了犹太人头上,说犹太人在军队中服役偷懒,甚至在军队中开展了一次对犹太人的特殊人口普查。理所当然,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和平主义者也都变为一战战败的“背锅侠”,希特勒便毫不费力地引导了民众的想法和情绪。在福煦元帅的车厢里,那些除了签署停战协议外没有任何选择的,倒霉的德国代表团,更是背上了“叛徒”的标签,其中的领导马修斯·埃尔兹伯格(Matthias Erzberger)在三年后的1921年被右翼成员刺杀。

虽然马修斯•埃尔兹伯格被贴上了“叛徒”标签,但是德国邮政为他发行了纪念邮票,纪念这位德国政治及税法历史上卓越的人物。因为一战结束后,他定制的税法使得德国的税收10年内增长了5 倍,这也成为希特勒发动二战的经济基础。

那么德国的怨恨情绪从何而来?战争带来的灾难绝对不仅仅是士兵的伤亡。德国平民虽然免受战争的空袭,但他们没能逃过饥荒。

从1914年起,因为英国皇家海军对同盟国的严密封锁,德国平民彻夜排队,希望能买到稀缺的肉类、黄油或面包。物价飙升,粮食骚乱爆发。1916年末的恶劣天气破坏了土豆作物,德国和奥匈帝国遭受了后来被称为“萝卜冬天”的苦难。“一天,一位外国游客碰巧在柏林,一匹马倒在街上死了,他吃惊地看到几十名妇女冲向尸体,切下一块块血淋淋的肉带回家。”到1918年,德国平民每天的卡路里摄入量,还不到和平时期的一半。据估计,饥饿和营养不良夺去了42.4万德国人的生命。牛津大学学者玛丽·考克斯(Mary. E. Cox)发表了因食物短缺造成的严重后果:她用50多万名,一战德国孩子和青少年的身高体重记录,做了战前、战时和战后的对比—1918年德国男孩或女孩的平均身高比1914年的平均身高矮1英寸多。

德国人本希望停战协议能够减轻这种痛苦,但是协约国的封锁一直持续到几个月后《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当时美国驻德国记者奥斯瓦尔德这样描述:“我曾在柏林和德累斯顿看到四肢收缩,腹部浮肿的婴儿。很明显,这些是饥饿受害者的特点。我还看到一个医院里所有的病人,无论年龄,无论病情,得到的午餐仅仅是一个胡萝卜,没有其他任何食物……这周我在德累斯顿看到政府没有分发一磅肉。我发现一种苦涩的仇恨正在德国酝酿。现在有人在讨论复仇,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言论。”

当然,德国代表团在签订停战协议的时候,已经争取到了协约国的同意:解除对德国的封锁。美国援助组织甚至高举救援的旗号,“美国打仗的目标,不是德国的婴儿!”并声称提供130万吨的粮食给德国,然而直到停战协议4个月以后,第一批粮食才开始运输,德国渔民才允许恢复捕鱼,封锁才算彻底解除。

如果你读过《1918停战协议和它暴力的高潮》这本书,你会更加明白德国人的仇恨心理从何而来。这本书是已故历史学家约瑟夫·多夫(Joseph.E.Persico) 编写的,字里行间蕴藏着作者无声的愤怒。因为福煦元帅“拒绝对德国的停火的要求”,所以在停战协议商讨期间就有六万七千五百个生命消逝,一万五千名士兵受伤。德国代表团于11月11日清晨5点在停战协议文件上写下他们的签名。协议内容立即通过无线电和电话传达给各级指挥官。按道理来说,此时战争应该完全停止了。然而,英国、法国、美国的指挥官依然全力以赴,继续战事。又打了整整6小时,直到上午10点的最后一分钟才停止。

这6小时内到底造成了多少伤亡?我们无法统计。因为军队按天而非小时来统计他们的伤亡人数,所以我们仅仅知道11月11日的总死亡人数是:两万七千三百八十八人。这是交战双方死亡人数的总和。还有八千两百六十人受伤或失踪。这一天的总伤亡人数比1944年诺曼底登陆的总死亡人数还要多。

为什么当指挥官明知战争已经正式结束,却还要发动攻势?答案绝不是为了收复失地,因为协约国指挥官们清楚地知道德国在几天,或者几个小时后就要从这些土地上撤出。

有一种解释是:有些人就是好战,尤其是美国人。无论什么原因,或许他们还没有被持续4年的一战消磨光所有意志。在战斗最后的一天,中午12点 59分,来自巴蒂摩尔的美国大兵亨利·巩瑟尔(Henry Gunther),成为一战中最后一个死亡的美国人。他拿着一把刺刀冲向一列德军机关枪队,德国人用蹩脚的英语冲他大喊,“快回去!战争就要结束了!”而巩瑟尔没有停手的意思,当他要把刺刀插进德军士兵的脑袋时,德国人开枪了。美国的一位军团指挥官也曾在日记中这样写到,“这一伟大战争结束时,我待到了最后一刻,耳边的枪炮声停下的那一瞬间,我感到无比失落……”

还有一种解释是:指挥官渴望复仇和晋升的心态。在战争停止的最后一刻,英国和加拿大的指挥官依旧在执行夺回比利时的蒙斯城,也许是害怕任务失败后的严厉惩罚,士兵们依旧拼命地将手中的弹药都发射出去,避免在停战时还要带走这些没有用光的弹药。面对已经放弃抵抗的德军,只有少数的人礼貌地把枪对准一个不太可能杀死任何人的角度。

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争的最后时刻被杀害或者致残,没有任何政治或者军事原因。战争仇恨的链条,所迫害的也绝不仅是德国人,例如美国的第92师,隶属于布拉德第二军团。在美国军队中,指挥官往往是白人,手下的士兵都是黑人。因为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在指挥官接到了停战协议的命令后,依然命令手下的几百名黑人冲向德军的机枪火力范围和芥子毒气阵,让他们奉命展开“最后的进攻”。这场战争就这样无厘头地结束了,就像当初那样无厘头地开始一样。

【来源:《世界博览》2019年第10期 文/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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