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居寺208卷纸经、203块木经修复记

前不久,云居寺珍贵文物修复成果展在云居寺药师殿北配殿开幕。此次展览是云居寺首次向社会大众展示文物修复阶段性成果,现场展示的已修复完成的明代纸经和清代《龙藏》木经板吸引了无数观众。修复一件文物需要经过哪些工序?为何四年修复的文物寥若晨星?北京青年报记者日前走进了修复师的工作室,为您揭开文物修复的神奇面纱。

房山云居寺珍藏的石经、纸经、木经号称“三绝”。去年,云居寺的石经原石与明代纸经、清代《龙藏》木经板等珍贵文物共同在故宫博物院展出。2003年,经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进行鉴定,云居寺的纸经和木经属于国家级文物,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但这两宗珍贵文物在辗转保存过程中,因历史、保存条件等诸多原因,出现了多种病害。2016年起,云居寺启动纸经、木经的文物保护工作,历时四年,目前云居寺已完成208卷纸经和203块木经板的修复工作。

95后修复师用特制竹签

清除木经板上的积墨

走进木器漆修复部,一块块被编着号的木经板整齐地排列在架子上,北青报记者注意到,这些木经板有的上边被虫蛀过,有的已经出现裂隙和变形,有的则已经糟朽到快要断掉。

修复师朱肇旌正在伏案工作。他先是对木经板进行干式清洁,拿软毛刷和棉签去除表面的灰尘和霉菌,继而用蒸汽清洗机把经板表面的积墨软化,再用特制的竹签将卡在经板上的积墨一点点剔除。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竹签”,朱肇旌告诉北青报记者,清除木经板上的积墨是修复工作的关键一环。竹签这种工具就变得尤为重要,朱肇旌和其他几位修复师会根据自己的“顺手度”制作出专属竹签,他的竹签是“两头”的,粗的一头用来清洁木经板上微生物的残留,细的一头用来清理字口间的积墨。朱肇旌1米8的大个儿,每次在使用竹签时,都弯成90°,头几乎要“埋”进木经板里。修复部的温度保持在20℃左右,朱肇旌的鼻尖却沁出了一层薄薄的汗,他手中的竹签,早已没有了竹子本身的颜色,完全被墨覆盖了。清理积墨是一细致活儿,朱肇旌像一个雕刻师一样,一点一点地将多余的积墨剔除。清理一块复杂的木经板,他往往要用一周的时间。

朱肇旌是一名95后,大学学的是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别看年龄不大,但技术很“老练”,和他一起承接这项修复任务的还有6名修复师,都是95后,刚大学毕业没几年。这群年轻人时常在修复台前一坐就是一天,他们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在和自己手中的那块木经板“交流”。他们用了近两年时间,修复了203块清代《龙藏》木经板。

对于这群年轻人来说,这项工作最重要的不仅是修复,还有保护。同样是修复师的魏子茗告诉记者,很多木经板因年代久远而变得十分脆弱,往往看似完整,但里边是空的,一碰就会塌下去,这不仅需要他们轻拿轻放,在修复的时候还要“悠着点劲儿”,在清理完成后,要按比例调和出一种特制的胶,一遍一遍地刷在木经板上,让胶慢慢渗透进去,对木经板进行加固。

刘国胜是故宫博物院木器修复组的老师傅了,退休后专门被邀请来现场指导。但在刘国胜看来,修复木经板和修复故宫的木造家具还不一样,首先材质就不一样,修复木经板的很多传统修复工艺他也是第一次接触。“每块木经板都有字”,如何保证在修复的同时对木经板上的字体做到“最小干预”,也是此次修复工作的一项挑战。

修复师将“书砖”一页页剥离开 摄影/任毅

用古籍修复方法“蒸揭”

将“书砖”一页页剥开

如果说木经板的修复工作需要精益求精,那么对“薄如蝉翼”的纸经修复就更是如履薄冰了。与石经和木经相比,纸经显得尤为单薄,“安全性”是纸经在修复过程中首要遵循的原则,每道工序在开始前都要有安全预案、修复中有保障、事后有评估。

对此,有着三十余年经验的原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组专家张平深有体会。

“我们拿到纸经后,首先要对它进行检测,就像医院要给病人开化验单一样”,张平告诉北青报记者,纸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除了自然破损外,还有人为翻动,损坏不可避免。这些纸经存在水渍、断裂、絮化、虫蛀等多种顽疾,还有古人修复时不平整的地方。张平和其他修复师既要“对症下药”,又要保证纸经的“整旧如旧”,“让纸经延续其原有的文物性、资料性和艺术性。”张平说。针对酸化严重的纸张,他们要用弱碱性物质进行中和,提高纸张的ph值,以延长其保存寿命。对于古人修复时不平整的书页,要揭开、展平,但对于古人“打的补丁”要进行保留。

在纸经所有病害中,“粘连”是最常见也是最难修复的一项。很多纸经霉变后粘连得非常“实”,俨然一块沉甸甸的“书砖”。针对这种病害,张平沿用了古籍修复方法——蒸揭。即在锅里蒸10分钟,“趁热”把纸经拿出来一页页剥离,粘得严重的纸经一次只能“揭”开一厘米,一册纸经的“蒸揭”需要重复数十次。

除了传承古籍手工修复方法,这次也运用了机器的修复方法。张平告诉记者,有些书籍已经被虫子蛀得千疮百孔,这样的书籍就需要用托裱的方法进行修复,托裱后又需要使用浆糊黏合,但浆糊会引来虫子,不利于纸经的保存。此次,他们专门使用了纸浆补书机进行修补。据张平介绍,纸浆补书机是上世纪90年代国家图书馆自主研发的设备,在修补前,先是用打浆机把纸张分离成纸纤维,然后将书页平铺在一张丝网上,随后在纸浆补书机中注入3寸深的水,并把纸纤维倒入水中。一切就绪后,启动补书按钮,水流开始下泄,水和纸纤维一起通过书页缺损处后,丝网会将纸纤维拦截下来,从而补全书页缺损部位。这还不算完,补完后需要将书页取出压实、晾干。

“虽然我们纸浆补书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但因为之前的补书机都只补一些小的书籍,补这么大的纸经还是第一次。”张平告诉北青报记者。

修复师朱肇旌正在对木经板进行清洁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纸经和木经板的病害调查

用了一年半时间

2016年,云居寺就正式开启了纸经和木经的文物修复工作,但直到2019年,修复工作才正式开启。在这个过程中,关于纸经和木经板的基础病害调查和研究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在正式修复前,研究团队需要对纸经和木经板进行“体检”。说起那段调查时光,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何海平至今仍记忆犹新。何海平参与了此次木经板的调查工作,他回忆说,每次调查都需要走进云居寺的木经板库房,那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冬天阴冷,寒气逼人,穿多厚的衣服都无济于事;夏天酷热,进去不一会儿就是一身汗。木经板有其自身的重量,有的木经板长近80厘米,宽近30厘米,大概有4斤重,“拿的时候需要用双手”,何海平告诉北青报记者,一边小心翼翼地捧着,一边还要一丝不苟地查看其“病害”,每一块木经板需不需要修,需要修什么,都要记录在案。但这还不是最“煎熬”的,由于木经板已经在库里“沉睡”多年,在拿木经板的时候,往往板还没拿到手里,上边的灰尘已经洒落了一脸。“也要忍着,不能咳嗽和打喷嚏”,何海平说,很多木经板已经腐烂了,很可能在打喷嚏的一刹那,就会被“震”裂。

前期的调查工作繁重,回来后的总结工作也不轻松。何海平说,在经历了一年的实地调查后,研究团队还要对当时拍的照片进行一张一张地筛选,对记录的数据进行汇总,最终得出一个长达几百页的研究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制定出详细的修复方案,才能进入正式的修复工作。而这个方案,就是后期修复师们修复时的重要参考。

内存

云居寺纸经、木经

保护刻不容缓

云居寺始建于隋末唐初,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寺院珍藏着22000余卷明代纸经、7000余块清代《龙藏》木经板,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与房山石经并称为“云居寺三绝”。由于历史、保存条件等诸多原因,其保存状况逐渐出现了病害隐患,年代久远、虫蛀、霉变、缺损等问题日益凸显,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已难以完整体现,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刻不容缓。

为了保护这两宗珍贵的文物,2016年,在云居寺首届晒经节上,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签订《云居寺明代纸经、清代龙藏木经板保护协作意向书》,正式启动了科学化、规范化的保护工作。同年11月,云居寺藏纸经、《龙藏》木经板文物保护修复计划书以及云居寺藏明代纸质经书、《清龙藏》木质经板文物保护修复方案先后编制完成。2019年初,第一阶段的修复工作正式开启。

“文物保护修复的原则就是保护现状、恢复原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胡东波教授说。胡东波及其团队在云居寺文物管理处的配合下,开始对纸质经书、木质经板进行前期病害调查。他们针对病害情况,经过科学论证,先后编制完成云居寺藏纸经、《龙藏》木经板文物保护修复计划书以及云居寺藏明代纸质经书、《龙藏》木质经板文物保护修复方案。“需要通过灭菌、清洗、脱酸等步骤把这些文物从目前的状况中摆脱出来,随后再根据修复情况适当调整方案。”胡东波说。

项目实施期间,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与修复方还多次邀请国内文物专家指导工作、教授修复技术,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使病害得以消除、劣化得以控制,文物本体寿命得以延长。

本版文/本报记者 刘婧

摄像/本报记者 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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