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界不断掀起的革命浪潮，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从奢侈品成为了必需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移动通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手机和电脑的普及。
我国移动端和 PC 端在网用户人数正逐年倍增，通信网络丰富了人们生活色彩，便利了人们的工作需要，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但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找到了可乘之机，利用通信网络来实施新型违法犯罪。各种电信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呈现出快速蔓延的趋势，已是当前我国社会治安打击治理的难点。
资料表明，仅 2015 年，全国发生 59 万起电信诈骗案件，遭受损失共计 222 亿元，全国接到诈骗信息的人数达4.38 亿，占总人口 32%，相当于每 3 人就有 1 人接到过诈骗信息。2016 年第四季度全国因电信网络诈骗遭遇的损失为 47.4 亿元。2013 年至 2016 年，全国共发生被骗千万元以上的电信诈骗案件 94 起，百万元以上的案件 2085 起。
根据腾讯发布的《2017 年第一季度反电信网络诈骗大数据报告》显示，2017 年第一季度电信网络诈骗总案件数为 25.3万件，涉案金额 33.4 亿，第三季度诈骗案件数为 12.7 万件，共造成损失金额 44.1 亿元，单个案件造成最大损失金额为 800 万元。
电信诈骗是传统诈骗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诈骗犯罪形式，将传统诈骗手法模板化，以现代通讯（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等）和各种传媒为载体，充分利用电信业、金融业的服务项目和监管漏洞，远距离、跨区域（甚至跨国、跨境）实施，与传统诈骗犯罪相比，此类案件的作案人通常不需要与受害人见面，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假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财物的本质没有改变。
为保障群众财产安全，严惩电信诈骗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加重了对电信诈骗犯罪的惩罚，突出了我国司法系统对严厉惩治电信诈骗犯罪的决心。
电信诈骗的特点
由于电信诈骗属于非接触类犯罪，不像传统的犯罪类型那样具备作案现场和痕迹物证，不能按照传统的侦查方式来发现、固定和提取犯罪证据，给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2011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出台的司法解释虽然指出了电信诈骗的信息化作案方式，但没有对电信诈骗犯罪的具体概念作出界定。因此，应从电信诈骗犯罪特点入手认识电信诈骗犯罪的特殊性。
一、诈骗流程模版化，标准化，产业化
根据公安部《2015 年反信息诈骗大数据报告》显示，电信诈骗案件中六成受害者是通过接打电话上当受骗的。电话诈骗通行的作案流程一般包含四个步骤：“遍地撒网”、“请君入瓮”、“环环相扣”、“远走高飞”。
这些电信诈骗犯罪分子所使用的 VOIP 语音呼叫技术，一般架设于境外互联网服务器上，犯罪分子发起呼叫后，其语音数据包通过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线路，“透传”（即落地语音网关）入 PSTN 电话网。
经“透传”后，受害人的来电号码虽然显示为诸如银行客服、公安局办公电话等电话号码，但实际上是由犯罪分子手动设置而成。受害者接通电话后会听到事先设置好的自动播放语音，如果按其指示操作（按 1 号键或其他方式），就会转接到人工服务，此时受害者已经不知不觉走入了犯罪分子设下的圈套。
诈骗团伙往往有若干名“接线员”，依据诈骗模板分别扮演法院、检察院、公安局、银行等各种部门工作人员，互相配合牵制受害人的思路，并不断使用各种耸人听闻的描述，使得受害人更加焦虑，无法分辨真伪。
受害人为证明自身清白、保护财产安全，就会按照犯罪分子的指示将其全部资金“暂时”汇入所谓的政府或银行部门“专用保护性账号”，实际上这些账号均为诈骗团伙所控制。
一旦收到转账，这些人会立即通过网上银行对资金进行拆解，命令境内外的成员在比较偏僻的银行网点和 ATM 机上取现，或者通过黑市等方式“洗钱”，最终这些资金又会回到诈骗团伙名下。待受害人发觉异样转而报警时，这笔钱已经在多次流转中难寻踪迹。
为了拖延时间，迷惑侦查机关，诈骗团伙往往通过多次取现而后存款来设置侦查障碍；同时因互联网服务器和落地语音网关的不确定性和隐蔽性，以目前的技术，很难通过来电查询对 VOIP 通话进行逆向追踪。
二、升级更新快，紧跟热点，令人防不胜防
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充分利用人们的贪利、怕事心理，或冒充电视台栏目组以中奖为名利诱，或冒充公检法人员以涉嫌犯罪为由威逼，且紧跟时事热点，不断更新诈骗话术。
十几年前，比较常见的诈骗方式是在报刊上刊登“重金求子”、“高薪招聘”等广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各类媒体对这类案件的曝光度增多，这种“古老”的诈骗方式已经被揭穿，鲜少有人上当。
于是犯罪分子开始寻找新的诈骗路径，近几年较为常见的有冒充腾讯公司诈骗（在网页中弹出对话框伪装 QQ 中奖）、冒充航空公司诈骗（以航班取消机票退票为名索要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冒充公检法人员诈骗（谎称受害人涉论大数据侦查技术的应用及完善——以电信诈骗案件为例嫌经济类犯罪需要转移账户资产）等等。
更有许多犯罪分子利用热点新闻，将自己伪装成明星、艺人或知名人物进行诈骗，花样繁多，令人防不胜防。
在以往的经验中，诈骗者在行骗得逞后会马上切断与受骗者的联系，做的都是“一锤子买卖”。但目前又出现了一种新型诈骗，行骗方式不再是“一次性”而是“放长线钓大鱼”。
经犯罪分子筛选确定的诈骗对象，往往戒备心较低，容易相信他人，缺乏防骗知识和生活经验，在被骗一次后，很有可能继续上当受骗。于是犯罪团伙会盯住这类受骗者，通过一些如小额返利、谈心交朋友等方式获取受骗者进一步的信任，为以后骗取大额财产做铺垫。
有些犯罪分子甚至会使用“反客为主”的诈骗策略，预设好警方的劝阻方式与理由，提前对受骗者洗脑，使之产生警方才是骗子的错觉。这种情况下受骗者一意孤行不信任警方，警方即使多次劝阻也无能为力。
三、成本低收益高，促使大量犯罪分子铤而走险
电信诈骗犯罪分子一般利用网络电话、伪基站短信群发、QQ 加好友等途径，以广撒网的方式寻找目标。这些途径成本低廉，获得渠道便捷，一旦掌握操作方法后技术性并不强，易于上手，可反复使用。而这种诈骗模式的特点就是，不论发送了多少诈骗信息，只要有一个人上当，犯罪分子就会立即精准锁定诈骗目标，前期投入低而回报极高。
另外，犯罪分子还会利用金融业日益便捷的服务模式，如无卡取款、网上银行等，一旦诈骗所得财产到达指定账户，就会派下线从不同地区分批次进行提款，在极短的时间内转移诈骗赃款，掩盖犯罪痕迹，增加侦查部门的工作难度。
电信诈骗案件的侦查难点
在如此严峻的犯罪形势下，如何快速高效的侦破电信诈骗案件，追回受害人财产成为了重中之重。
一、目前我国对电信诈骗案件的侦查方式及特点
（一）电信流追查。
虽然电信诈骗中犯罪分子无需与被害人直接接触，但他必须借助电信手段控制被害人行动，如果他使用的是普通手机卡电话，那么可以通过 GPS 定位和电信公司的实名制登记系统查找并确定其位置和信息。
如果其使用的是网络电话，则需有基础电信运营商提供落地服务，其传输由信令系统完成。一个信令消息的传播路径可以用信令点编码表示，公安机关可以通过查询电信运营商记录中的 7 位数信令编码论大数据侦查技术的应用及完善——以电信诈骗案件为例系统来实现对诈骗电话的反向追踪，直至查明电话的最初拨出地，缩小侦查目标范围。
（二）资金流追查。
被害人在汇款过程和犯罪分子在取款过程中都会留下资金流动信息，只要追查到底即可发现犯罪分子的行动轨迹。即使犯罪分子使用的是虚假身份申领的银行账户，其也必须到柜台或 AT M 机取出现金才能使用，这个过程中会留下影像材料，只要注意追踪，获得金融部门的支持，也可以较为准确的锁定犯罪分子位置。
（三）网络痕迹追查。
目前，我国信息网络高度发展，移动端、pc 端网民数量突破7.7 亿，12 到 44 岁人口的网络普及率达 90%，几乎达到了全民入网。而智能手机的普及和通讯软件的发展，更加速了网民数量的增长速度。
微信、QQ 等即时通讯软件因其便利、高效和低成本成为了现代人社交方式的首选。在这样的网络环境下，大部分人都会参与到网络生活中，而信息网络的特点是，任何人只要登录上网利用网络进行活动，就会在网络运营商的服务器上留下相应的浏览记录、通讯记录、地理位置记录等数据信息。
即使使用者进行删除操作，也只能删除掉自己的终端上的存储，而不会删除掉运营商服务器上的存储。因此，在寻找证据、锁定犯罪嫌疑人时，警方会与腾讯、搜狐等网络运营服务商取得联系寻求支持，通过获取用户数据来帮助案件侦破。
二、电信诈骗案件侦查过程中的疑点和难点
（一）犯罪分子反侦察意识极强，证据收集困难。
由于电信实名制的推广，手机号码、支付宝账号、微信账号等均需身份证实名认证，一旦这些涉嫌电信诈骗的账号暴露，很容易获得犯罪分子的个人信息，且目前的智能手机均具备 GPS 定位功能，通过手机信号锁定手机所在位置并不是难事。
参与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对通讯技术都有一定的了解，也比较熟悉警方的侦查方式，基本不会使用这类容易被追踪的犯罪手段。而网络电话虽然也有追踪的方式，但犯罪分子可以利用近年来十分流行的架设 VPN 的方式，绕开本地网络电信运营商，用设在境外的服务器作为主机，频繁更换据点，信号频率难以捕捉。
（二）高科技犯罪侦查难度大，侦破成本高，需电信企业、金融机构等社会力量配合。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各大商业银行都纷纷推出各种各样的借记卡、信用卡，以较大的优惠或开卡福利吸引客户，尽管设置了个人当日交易额度，但没有对个人开卡数量进行限制，也没有对网银的操作进行限制。加之有些银行工作人员为了业绩而放松开卡标准，审核不严，导致单个人掌握数十张、上百张银行卡的情况屡见不鲜。
随着“国际化战略”步伐的加快，各大银行都陆续设立了海外分支机构，对这类机构的海外业务的规制尚不清晰，也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可以参考。如果犯罪组织利用这些境外银行存在的制度漏洞为电信诈骗活动“洗钱”，那么将对警方的侦查工作造成极大的障碍，甚至连犯罪组织的底层人员都难以抓捕。
（三）大部分电信诈骗案件的主犯为境外人员，侦查阶段对跨境区际司法协作的配合程度要求较高。
电信诈骗一般为团伙作案，内部分工明确，层级严格，不同层次的成员禁止跨级联系，互不交叉甚至从不见面。而处于犯罪集团核心的一般是外籍人员，他们编制话术模板，准备作案器材，架设犯罪网络，从内地层层招募下线人员，自己则在境外远程遥控犯罪进程。
这导致大陆侦查机关能够锁定并抓捕的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只是身在我国境内的公民，他们一般都是犯罪链条上最末端的从犯，即使处罚了他们，对犯罪组织的打击效果也不显著。而主犯则躲在境外，待风头过后还会继续招募犯罪组织成员，发展下线进行团伙诈骗犯罪。我国目前司法机关跨境执法难度非常大，且涉及到国际司法协助和国际关系问题，情况十分复杂，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四）虽为团伙作案，人数众多，但电信诈骗已形成涵盖整个过程的产业链。
出于反侦察需要，诈骗团伙往往不会聚集在一起作案，而是按照分工内容将组织人员拆解为
几个不同的组织，如话务组、转账组、取款组等，并采用单线联系扁平化管理方式，这些组织间并不沟通，只接受团伙头目的命令。组与组之间结构松散，分布范围广且零散，传统的“顺藤摸瓜”式侦查策略难以应对。
综上，侦查机关对电信诈骗案件的侦查方式虽然已经逐步迈向科技化、电子化、数字化，但由于电信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诈骗手法在不断更新换代中也越来越“成熟”，仅靠电信流、资金流追查等已有侦察技术难以应对。
特别是当面对一些反侦察能力极强的跨境诈骗团伙时，我们的侦查机关只能在案发后沿有限的线索进行追踪，而无法提前预测并掌握其动向，一旦国际、区际司法协助出现不配合，整个侦查活动就会中断无法进行，令我们的侦查机关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而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带来了侦查技术的“革命”，其收集并利用海量数据进行串联比对从而发掘新线索的特点，大大提升了侦查效率和精准度，有效解决了上文所述电信诈骗案件侦查过程中的困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