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雨，持续了两天一夜，下班时，毛毛雨还在飘，水漫过了马路牙子，我小心翼翼地趟着水走，看这种路况，只好再次放弃了回娘家的打算。
上午，忐忑中的我接到妈妈电话，说父亲自己用吸管喝了一盒牛奶，用时五分钟。我悬着的心一下子就落下来了，同时，眼泪也不争气地掉下来。听着妈妈轻松的语气，我也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放松，擦擦眼泪，又笑了。妈妈继续给我讲着经过，我坐下来，静静地听，不时插上一两句，妈说，也不知道你爸吃饱了吗？感觉没饱。听着妈妈遗憾的口气，我试探着说，可以再冲一袋黑芝麻糊，如果喝就是没饱，如果爸爸不喝，那你就喝完它，反正不能浪费。妈妈听我说得在理，又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告诉我，去忙吧，别耽误工作，就匆匆挂断电话，我知道，妈妈一准是去冲黑芝麻糊了。
其实，我最怕接到家里的电话，但又最希望听到妈妈的声音。怕接电话，是不愿意听到不想听到的消息；听到妈妈的声音，我能准确地判断出父母在家的情况，我可以安心工作，不然，心里会不踏实。四年前，父亲突发脑梗，小脑大面积栓塞，医生接连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我们姐弟三人都吓傻了，谁都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呢？一向身体健康的父亲怎么一下子就要离我们而去了吗？不，不会的。妈妈坚定的信念给了我们支撑。找来神经内科的专家，与医生会诊后，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我们知道，这样的话无疑给父亲判了“死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可是，父亲不吃不喝，身体的营养只是依靠输入血管的液体来维持，一天静脉点滴达十几个小时，还抱有一丝幻想，父亲会自己吃饭的，可事于愿违。一周后，医生一再催促，要求我们尽快做出决断，病人需要营养，不能再犹豫了。神经内科病室里，插有鼻饲管的人很多，他们不能自主吞咽，被动咽下，维持生命所需。然而，父亲是敏感的，当鼻饲管接触到父亲的身体时，父亲有了下意识的动作，然而，在我们的压制下，父亲终于能正常“饮食”了。能吃能喝，这就意味着生命可以延续。在第十九天，父亲睁开迷离的双眼，但就是这一下下，给了我们无限的希望，妈妈说得对，父亲不会离开我们的。
渐渐地，父亲有了意识，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好在父亲还能亲眼看到这个活生生的世界，坏的是父亲不愿意在他的身体里有异物的存在。于是，一次次拔掉鼻饲管，又一次次被动插上，痛苦的父亲啥也说不出来，眼见得父亲瞪着大眼睛，一只左手强行想要抓住什么。医生下令，摁住他。眼泪和着鼻涕一起流，双手紧紧抓住父亲有力的左手。痛苦，无奈，心在疼，针扎似地疼，不情愿地摁住父亲挣扎的身体。随着父亲逐渐好转，我们只能加强戒备，防止父亲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而每一次，无疑像是在我们心里插上一把尖刀般的痛苦。而我们只能躲在无人的角落，痛哭过后，依然装作无事人一样尽心服侍。
一天，父亲用左手在姐姐手心里写下“家”字，给了父亲第二次生命的地方，我们终是要离去的。整整一下月的时间，父亲从有意识到有意识，只不过，入院时的有意识是身体四肢都是有知觉有感觉的，而出院时，父亲的右侧是病态的。
自从父亲生病以来，大街上时常看到拄着拐杖的人，年轻人，老人都有，无论男女，看到他们还能行走，我们也抱着很大希望，希望父亲也能站起来，象以前一样行走，哪怕慢一点，再慢一点。可事实并非如此，不能忽视的是父亲的年龄，八十岁，恢复起来谈何容易。父亲回到家后，抱着妈妈的一只胳膊，哭得象个孩子，妈妈说，有你，咱就是一个家，好好活着吧。父亲真的很听话，只是，在家里，又一次拔掉了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那天正好我当班，白天上班，晚上再值班，小迷糊一下，后果不堪设想，我跺着脚，恨恨地拍着自己的脑袋，为什么要犯瞌睡？就不能坚持一会啊？眼泪也无济于事，只能再次求助医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想到，事情也因此而发生了转机。那天，父亲在吃下两块饼干后，我们果断决定，父亲已经不再依赖它来存活，于是，睡觉。果然，再次醒来时，父亲抓着管子就是不撒手，他是怕了，我们也怕了，跟父亲商量好后，让父亲用左手将它隔窗扔到了阳台上，那个他认为已经很远的地方了。后来，我想可能是父亲给我的暗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