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瞎子王叔着一身天蓝色的确良衣裤，左肩上斜挎着一个蓝色的大布口袋，那里面装着他帮人算命用的纸签。他胸前挂着一个褪色的军用书包。左手拄着一根细而长，光溜圆滑的竹拐杖，一上一下地敲打着地面。他的步子迈得蹒跚而又艰辛，左一拐右一摇地，颤颤巍巍向前移动着。他在这条通往南岭村的坎坷乡道上，不知摸索着走过了多少回。
终于到了南岭村，瞎子王叔开始吆喝起来。“喂啰！各位叔子伯爷，哥哥嫂子，大哥大姐们，中午好啰！都来算命看相了！不准不要钱啰！”他一边吆喝着，一边时不时用右手摸一摸挎着的大布袋。
“哦！王叔来了？来，再帮我算个命。看我这糟老头今年的财运如何？”听到瞎子王叔这熟悉的吆喝声，麻三爷忙从屋子里走了出来。麻三爷的儿子嫂妇都在城里工作，他和老伴在自留地种些菜，还在村前湾后的沟汊里下渔网，捕捉鱼虾，然后拿到镇上去卖，日子过得还算自在。麻三爷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燃，然后小心翼翼地递到瞎子王叔的嘴里。麻三爷的婆娘麻利地从屋里端出一条长板凳，放在禾场上，招呼王叔坐下来。
湾子里几个怀里搂着孩子的女人；两个手里摇着芭扇的中年男人；还有三个赤着上身，穿着开裆裤的小孩，以及一条摇着尾巴的大黄狗，慢悠悠地朝瞎子王叔这边走了过来。
人们围着瞎子王叔，你一言我一语地嗑叨开了。“王叔，你说今年出生的孩子，八字好吗？”说这话的是三儿的老婆，那个正将乳头放在孩子嘴里喂奶的穿红裙子的女人。
“王叔，我来抽个签，不知咋的，这几天右眼皮总是跳个不停，不知是祸还是福？”摇着大芭扇，满嘴黄牙的的孔二把大芭扇夹在左腋下，伸出右手，在瞎子王叔的土布包里摸了起来。
“王叔，我婆婆这些天总是咳嗽不止，不知还能熬多久？你帮助算算看？”圆娃的老婆菊花脸上有些愁容，她这些天为婆婆的病没少操心。
瞎子王叔咳了一声，清清嗓子，慢悠悠地说：“大伙儿都别急，我一个一个给大家算。啊！”说完，口里念念有词，煞有介事地算了起来。
随后，那些叔子伯爷们，大哥大嫂们，颇为满意似的，相互对视着点点头，笑了笑，连声说道：“王叔，你算得真准！赶明儿有事再找你算！”便从怀里摸出几张折叠得成了团儿的一块两块的纸币来，塞到瞎子王叔的手里。
瞎子王叔不像往常到村里来算命的其他瞎子那样，用两只手仔仔细细地把纸币抚平，再反反复复地触摸纸币上面的盲文，检验纸币的真伪和数额的多少。他只是把那些几乎折成团的纸币，一古脑儿地塞进一个黑色的小布包，然后又将小布包塞到胸前挂着的那个军用书包里。
二、
这个场景，我不知经历过多少遍。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都会勾起我内心深处对瞎子王叔的同情和叹息。
其实王叔之前并非瞎子，而是一个身强力壮、为人豪爽、热心快肠的人。王叔的瞎，不知是必然还是偶然？总之，这对王叔来说，简直比塌了天还要痛苦和难受，甚至于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事情还要回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候，王叔是大队的一名财务会计。他是老初中生，不但字写得好，而且，做账务，打算盘的本领，在全区可以说是呱呱叫，没人能跟他比。他年年被评为区、乡、大队的先进财务工作者，家里的奖状和奖品得了一大堆。
1982年夏，正是农村经济由集体所有制，向年产承包责任制转轨的前奏，为了掌握第一手的经济资料，为以后的农村经济发展规划做依据，区里决定组织区优秀财务会计，对全区各个乡、大队、小队的财务账目进行清理核查，开展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普查。由于王叔的名声和资历，他理所当然地被安排在了清理小组之列。当时身为南岭大队会计股长的麻三爷，也同王叔分在了一个小组。
一向对工作十分负责的王叔，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骑上他那辆老掉牙了的飞鸽牌自行车，来到所在的生产大队，和其他几名会计一起，对各项财务账目进行认真清理和核查。天黑后，区里带队的负责同志，让其他会计相继回家，唯独让王叔一人留下，就着烟薰火燎的煤油灯继续整理账目。无奈，由于领导的信任，账目清理的紧迫，王叔只得留了下来，无怨无悔地继续清理。就这样，王叔常常是独自一人，夜以继日，通霄达旦地工作。要瞌睡了，他就掏出一包“圆球”牌香烟，接连抽上几支；渴了，他就打开随身带来的军用水壶，仰起脖子喝上几口。王叔的双眼常常熬得通红通红，有时候甚至奇痒疼痛，眼底出血。可正当年轻力壮的他，却毫不在意，到大队卫生室买来一两瓶眼药水，点过后又继续工作。整整半年多的时间，他跑遍了全区五个乡，三十九个农林渔场的村村组组，将各个大小队的账目清查整理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为全区经济普查掌握了第一手真实准确的资料。可是，当王叔兴奋地将整理好的所有数据，亲手交给区财经区长手里的时候，王叔却忽然觉得双眼一片模糊，连东西也看不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