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潞城出土铜器图案考释
《中原文物》 1989年01期
一九五五年，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晋东南长治发掘了一批东周墓葬，其中第12号战国墓出有一件刻绘图案的残铜匜。一九八三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晋东南潞城潞河发掘，在七号战国墓中也发现了一件刻有图案的残破铜匜。笔者欲就这两件铜匜的图案内容、工艺美术的技巧以及它所反映的社会背景，谈谈自己的看法。
长治分水岭所出铜匜的文字介绍，甚为简单，仅记作：一“铜匜，一件甚残，全形不易看出，仅留大流一段，器壁甚薄，流的内-部刻屋宇、兽鸟、树木、人物等。”①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幅图案吧（图一）现存的铜匜虽已残破,仍可以清楚地分为两部分：:以中间流脖子上的双曲线为界，上面的图画'是以两条色为中心，辅之一头欢跳乱蹦的羚羊（？）：两边及上部的鸟与花草树木相间的图案.显然是图画的一种点缀。下面一部分则是这幅图画的中心内容：宽敞高大的庭宇建筑富丽堂皇，屋脊房檐上吉鸟盘桓；室内正中摆一条儿，供案上并列三件似是铜匜一类的水器。鉴于图案已残，无法窥其全貌，但从左边残缘处有一向左躬身佩剑者的情况看，整个构图呈轴对称状。第一行右边是两位头戴高帽，身穿长袍，腰佩利剑的贵族，向右者手拿一物，向左者则向他鞠躬施礼；第三'个是一手持长戈的贵族。第二行表现的又是.另一种场面，正中的贵族正在驯鸟娱乐，•右侧的贵族持表躬身向前，身后是一位跪倒在地的武士。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推断这是一幅反映奴隶主贵族生活的图画。同此图案内容基本相同的还有长沙黄泥坑5号楚墓所出的一件铜匜②，不仅图案中的人物服饰和庭宇建筑相同，而且图案中人物的动作姿态也大致一样，说明这两幅图案旨在表现同一种身份的贵族的一种活动或仪式。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仪式的活动呢？我们同河南辉县赵固M1铜鉴上细线刻镂的图案相对照.就会发现长治铜匜的图案同辉县赵固铜鉴图案的正中第一行是一样的（图二），如果原报告的推论无误，这种铜器图案所表现的正是贵族经常举行的宗庙或表祭仪式。
据长治分水岭发掘简报记载：“12号墓、竖穴，东西长的大方坑，北偏东20度。四周上下积石积炭，”W可见该墓的墓主是有一定地位的奴隶主贵族。从技号墓的随葬铜器看，有列鼎五件，铜篦三件，其中两件器形甚小。'据《三礼》等书记载，周天子和诸侯王能用九鼎，上大夫（卿）能用七鼎，下大夫能用五鼎，士一般只能用三鼎。使用乐器的制度是：周天子能用四套编钟（博），诸侯可用三套，大夫可用二套，士只能用一套。用此标准衡量，12号墓随葬的升鼎已具备了下大夫规格；但是墓中仅有三件篦，而且其中两件甚小，不符合下大夫五鼎配四囂的规定。另外，墓中一套礼乐器也没有，该墓墓主的身份并未达到下大夫这一级，其身份极可能是士。墓中虽出有五鼎，但在战国墓中，这种.,僭礼越制”的现象并不为奇！
据《礼记》记载：“大夫士相见，虽贵贱不敌，主人敬客，则先拜客；客敬主人，则先拜见主人。”④长治铜匜图案中表现的内容，同这种记载是相吻合的，说明图案中贵族的身份只能是七或下大夫我fl 1是吾可以这样认为：铜匜图案所表现的内容就是墓主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长治分水岭出土铜匜的图案具有朴素写实的新风格，那么，潞城所出铜匜的图案这种风格就更为强烈了’
据潞城发掘报告记述：”匜，一件'M 7：105）。已残破,.体呈椭圆浅盘形。前杆流，后有环形耳（图三）。胎质薄如纸.通高6厘米。残片上线刻精细的花纹图案.流部刻三条鱼，一正两倒。腹部刻宫殿建筑，宫殿顶部飞鸟翔集，周围树木映衬；殿堂右侧一佩剑武士坐着持角杯饮酒，面前二武士起舞，其中前一人也佩剑.匜腹部另一侧刻攻战图,两队战士在原野上格斗。第一列左起第一人着甲衣，右手持盾，左手舞剑。第二人右手击楹鼓,左手敲丁宁，正在指挥战斗，脚旁有一颗敌人的头颅。第三人持戟直立，注视前方。第四人右手持盾，左手举一物，腰间佩剑。第五人肩扛矛，上方一雁展翅飞翔。后三人似为后援。第二列第一人张弓搭箭，身后躺着一个身中箭的无头尸体。第二人戴盔，手持长戟，提一人头，正冲向敌阵。三、四两人一人仰卧，一人半蹲。身后一鸟。下面是一条波纹带，再下刻两条游鱼。另一残片与这一片相对应，内容为战斗的另一方。所刻四个武士有的张弓搭箭，有的举盾持矛，最后一人倒地，身中两箭。下面一矛上挑一人头。还有一残片上刻三人，前一人弯腰举臂，后二人在烧水。头上飞二雁。”⑤对于图案的记述，报告甚为详细，但由于铜匜残破，无法复原全部图案。不过，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幅图案是由几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在紧靠流下部“武士饮酒图”这一残片的右下方，有一道双曲波纹带，同下面第三块残片下部的双曲波纹带完全相同一一这就明确意味着一组图画与另一组画图是用波纹带隔开的：从现在情况分析，这幅图案至少可以分为四部分：一、铜匜流部的三鱼图：二、试上饮酒图：三、军士攻战图；四、三人烧水图及其它。图案的几部分内容不同.似乎互不关联。但是冇一个重要人物叮以使这几组画图貫穿起来.那就是攻战图中右边一方手击楹鼓、丁宁的指挥官。从报告的i己述和图案都可以看岀，参加战斗的两方中右边一队处于明显的优势，而左边的一方却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所以，攻战图中所表现的正是右边一队的军士奋勇搏斗、追击并获全胜的情景。上面的武士饮酒图正是获得大捷后的饮酒庆功图一一华丽的屏风，豪华的摆设，首领举杯端坐并饮酒。如果不是打了大胜仗，又焉能如此高兴和悠闲呢？需要指出的是，在饮酒的首领面前的两个武土并非在舞蹈，而是战胜的一方军士押来了一个战俘。为什么呢？我们留心一下攻战图，凡属右边的军队均戴有帽子或头盔，或者在头上卷一个发卷。而另一方军士的头上则是直直的竖四、五根头发：武士饮酒图中正中间的武士佩剑戴帽，自然是获胜一方的军士，而身后的一人双手似被缚，并做告饶状，且头上的发型与战败的一方相同，当是战俘无疑。至于另一部分画图，即那些头戴帽子，身穿长裙的人正在烧水，我以为这是那个贵族首领的奴婢在烧水煮饭，为前线打仗的士兵服务。其它诸如游鱼、飞鸟、大雁之类，则作为一种吉祥之物点缀在这幅图案上罢了。在铜匜流上刻鱼的现象，不仅在晋东南的长治有，地处楚国的长沙出土铜器上亦有发现。河北灵寿西岔头战国墓所出的铜盘内，竟刻了七条鱼，其工艺精湛细腻，其神态栩栩如生，与活鱼竟无两样！由此可见.在铜匜、盘、鉴之类的水器内刻鱼，是战国时期一种颇为流行的手法。
耐人寻味的是在潞城这座岀有铜匜的墓中除了出有大批青铜礼器外，还出有数量众多的兵器，铜戈十一件，矛七件，镰十四件，铜剑两把，共计兵器三十四件。这么多的兵器和刻有攻战图的铜匜同出自一座墓中，显然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标志着墓主人的身份,也意味浄墓K人一生的经历和这些随葬器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潞城在春秋时，是赤狄经常出没之地,据K左传》。己载：..赤狄,隗姓.潞州以北，东界黎城，其中有潞氏、甲氏、留吁，壤地和连。”⑥《左传》宣公十五年i己载"“六月癸卯，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辛亥，灭潞.•'宣公十六年："春，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电吁、铎辰「战国时,潞城先属耶.后降赵。总之，此地在春秋战国之际是一处兵家争夺之地图案的攻战图与这种战乱频繁的时代和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
潞城铜匜的图案较之长治铜匜的图案，有更为逼真的写实风格，它描绘战斗的场面所使用的手法绝不雷同，张弓搭箭的，持矛冲锋的，中箭倒地的，以及仰卧着的无头尸体，都从不同的角度烘托岀激烈战斗的气氛。尽管人物面部的神情还比较呆板，线条还比较古拙，但一幅活生生的战争场面已呈现在我们面前。烧水煮饭则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战争的广度。饮酒庆功图更给这次战役增添了胜利的色彩。
潞城长治铜匜的图案，反映了战国时代战争、祭祀、宴饮等较为复杂的生活场面，是中国美术中直接反应社会现实生活的开端，它表明在美术中除了表现崇拜自然的思想外，也直接表现人的社会活动。
其次，在形象处理上，对于个别形象是首先抓住总的神态及外形上的主要特征，加、以极有概括力的质朴的处理，并大胆地运再夸张的手法，采用一定程度的装饰性，并善于运用大的动作姿态和横列的空间关系来表现战争、狩猎等大场面。在表现两个事物之间的对立或斗争时巧妙采用了简单构图的方式。
再次，青铜器的花纹装饰由繁缚变向质朴。西周盛行的狞厉的饕餐纹此时已消失，轻盈的蟠螭等纹饰日渐流行，素面铜器或以鱼、鸟、牛、羊等常见的动物形象为装饰的铜器开始大量出现。
为什么此时会在工艺美术表现手法上出现这种变化呢？意识形态的变化是一定时期内经济、政治变化的必然产物。要想弄清这时美术表现手法变化的原因，只能从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中去寻找。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生产力迅速发展时期，生产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了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据史料记载，春秋时周王室日趋衰败，众诸侯相继争雄称霸。到了战国阶段，各诸侯国王又逐渐被本国的卿大夫所取代。总之，周王朝那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已趋向瓦解，人们逐渐从等级森严的礼制桎梏中解脱出来。在工艺美术的表现手法上，也自然由那种威吓、吞食、压制、践踏人身心的动物变形一一青铜饕饗图案变成了写实的树木、花草、鸟、'鱼、牛、羊以及描写人们祭祀、,攻战、狩猎等生活场面的图案。这种变化，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也是我国美术表现手法的一大转折。但是，由于政权仍控制在新上台的卿大夫和士之类的新贵族手中，那种需要大量劳动力相互配合的青铜器作坊仍由新贵族操纵着，那么，这种描写社会生活的图案当然以这些贵族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原理认为，社会意识是人们对一切社会生活的过程和条件在观念上的反映，归根到底是社峑场质生话过程及其条件在观念上的反映。长治潞城出土铜器图案正是当时社会物质生活咨崔及其条件在观念上的反映。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二,•铜器图案的内容是社会生活过程在美术上的必然反映。据《墨子》记载，战国时：'攻城以战，杀人盈城;攻野以战，杀人盈野。”说明当时的战争是极为残酷的。从其它史料和考古资料可以得知，到了战国时不仅士兵使用的兵器颇为进步，而且主要的兵种也由过去的战车变为骑兵和步兵，前者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和较快的速度，而后者则有极大灵活性与机动性。洛阳金村铜镜上的骑兵图使我们看到了当时骑兵骁勇威武的形象，而步兵的威力则在潞城铜匜图案上得到证实。《墨子》等史书用文字描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场面，而这些铜器图案则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美术形式记录。其二，锋利的铁工具的出现为铜器线刻图案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据记载，战国时期的冶铁业已相当发达，赵之邯郸、楚的郢、韩的棠溪都是著名的冶铁中心；从已经出土的战国铁器可以看出，当时锋利的铁器已大量岀现：，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想在坚硬的青铜器上镂刻图案，是不可能的。
长治潞城出土铜器的图案以及同一时期铜器上的镂刻图案，体现并发展了中华民族的理性主义精神。何为理性主义精神，所谓理性主义，即把外在强制性的规范，改变为主动性的内在欲求，把礼乐服务和服从于神，变为服务和服从于人。对此，荀况曾深刻论述曰：“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谒，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⑦他还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恕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⑧郭沫若先生曾解释说：•'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图、雕镂、建筑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9可见《乐礼》所论述的包括整个艺术的范围。
无论是长治还是潞城的铜器图案上，在画面布局和建筑的空间意识上，不是让人们去获得某种神秘、紧张的灵感、悔悟或激情，而是提供某种明确、实用的观念情调，正所谓“可望、可行、可游、可居”种种。
这种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建筑物的严格对称结构上。如长治铜風图案上的庭宇建筑即呈现出传统的轴对称状，潞城铜匜的屏风也是两边相对称，以显示出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理性。而潞城铜匜图案中那种由几部分不同生活战斗场面而组成一幅完整内容的构图方式与技巧，不仅体现了先秦的理性实践精神，而且使其进一步发展广大。如果联系汉代墓中那种分块叙述墓主人生平的画像石、画象砖，其渊源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