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年间的湖南名人曾国藩以一己之力带动了整个湖湘集团的崛起，殊不知他的创业过程其实也是十分艰难的。当年他参加科举考试的前面三十年之中毫无成就可以，他就是一个长期主义者。到1843年的时候才中举人，从而进入到翰林院之中做事情，后来因为犯错被从京城翰林院官员下放到四川地方之中去做官，明明是一次惩罚和贬官，为何曾国藩却是高兴得像过年一样了呢？
难以想象的清朝地官福利
曾国藩出身于湖南之地，如果让他回到湖南做官的话，那他必然是可以混到风生水起的，参考后面曾国藩带湘军崛起的历史就是可以知道的，清朝的朝廷为了防止官员在自己的家乡坐大的这种情况发生，一般任命官员的时候都不会让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般选择的都是到其他省份去做官，比如你出身江西，那你可能去湖南，湖北，安徽，但一定不会去江西做官的。
这一次道光皇帝平批准下圣旨让曾国藩去四川做官无疑是让曾国藩解了燃眉之急，今年终于可以不用借钱过年了，湖南的家中因为他的事情也已经是负债累累了。他去四川可以从朝廷在之中拿到一笔官员上任的路费，一般都是有多余的几千两银子，还清债务之后，到地方上还可以得到地方小官的一笔孝敬，在四川很多地方官吏会凑齐一笔银子孝敬他们的新长官。
画风突变的宋朝京官制度
这是因为宋朝在创立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吸收了唐朝灭亡的教训，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本人就是从五代十国的乱世之中走出来的，他知道那个时代到底有多乱，如果不管紧武将手中的权力的话，那所谓的国家和朝廷在武将眼中什么都不是，只要自己手中有足够的兵马，这一切都可以推倒重来，包括让皇帝听命于自己和自己做皇帝都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他们身边有着许多的监督机构，地方上的事情根本就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遇到盗贼需要调动五百人以上的兵马的时候都要请示上级和武将，遇到行政命令的签署，不是自己一个人盖章画押就作数，还需要询问监督官员“通判”的意见，就算是地方上是收取赋税这种事情，大笔的银子和铜板都只不过是在他们手中过一遍而已，这些钱财具体都是要被朝廷的“转运使”负责的。
地方上知县，知州这些名义上的最高官员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空壳子，行政权受到监督，军事大权被剥夺，财权被他人使用，所以宋朝时候很多知县与知州心中都是十分憋闷的，他们认为就算是自己做到了地方上的顶级官吏，但依旧无法实现自己的心中理想，自己依旧只是一个过客而已，为朝廷看着这群百姓，及时的处理各种消息和制定出来策略就行。
宋朝时候的大文学家苏轼就是一个很好地例子，他曾经做过许多地方上的最高长官太守级别，但他依旧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就是因为宋朝地方和京城之中的巨大差别，宋朝京城之中的官员不仅工资很高，待遇也很好，社会之中将一品大员看得比皇帝还尊贵，王安石这些人说改革就改革，一项命令让地方官员跑断腿的事情十分常见，退休之后还可以加官进爵成为万人敬仰的国家贤能，再加上宋朝对于地方开发不足，如同流放的地方上任，又有几个人愿意去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