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陈伶娜
文化研究
智力运动文化研究课题
中日古代围棋手身份地位与棋风关系比较研究
陈伶娜
摘要
由于日本“围棋四大家”需要通过竞争获得更高的地位，且能够代表政府对棋手及比赛进行组织与管理，拥有一定的实际权力和权威。“家元”制度下的日本古代棋手面临着更大的赢棋激励和竞争压力。中国“棋待诏”虽是国手，却无组织管理之职权，依附于权贵阶层，社会地位稍显低微，其生存环境与权贵阶层的喜好不无关联。而以“清代三大棋圣”为代表的明清棋手则基本属于“流散型”，闲云野鹤，各谋生路。不同的地位和身份，使得中日古代棋手的风格不一。日本围棋因事关家族荣誉，则更显稳健持重、谨小慎微，因对每盘棋都极为谨慎，持续时间较长，凝结了极大的心血。而相较于日本棋手为了各自家族的泣血相争，没有政治身份桎梏的清代棋圣要么性情恬淡、不执着于胜负，要么在棋风上纵横捭阖、大张大合、杀伐果断。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是围棋强国。作为“四艺”之一的围棋诞生于中国，在中、日两国的发展和传承中都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围棋从唐代传入日本之后，围棋在另一种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受不同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也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传承方式。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两国围棋的发展有着不同的特色，依靠围棋谋生的专业人士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等也有所差异，棋风和规则各有异趣。具体而言，在中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的“棋待诏”制度下，一流棋手大多以“待诏”服务于皇室，成为一种文化角色陪伴皇权帝室作闲娱之乐。或者依附于达官贵人、名流商贾，以“技匠”之角色寄生于权贵阶层，社会地位稍显低微，其生存环境与权贵阶层的喜好不无关联；而在日本古代，职业棋手则是以受将军幕府资助的“四大家”为主，受幕府将军宠遇，享俸禄，世代袭传，且拥有一定的家族名望，并为争夺“名人棋所”互相竞争，进行一年一度的“御城棋”。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和阶层处境，也导致两国棋手的生存状况和弈棋风格等方面有普遍不同。本文将以中国唐、宋“棋待诏”和清代“三棋圣”黄龙士、范西屏、施襄夏为代表的围棋名士为典型，与日本的本因坊、井上、安井、林“围棋四大家”所代表的围棋身份和组织制度进行对比，对比二者在生存环境、地位等方面的异同。并就其对围棋风格形成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以了解文化和制度环境对围棋源流、风格及发展的影响。
01
在个人命运沉浮中的中国古代棋士
在中国古代，帝王的喜好是推动围棋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帝王对围棋的重视程度，引导着社会上的弈棋风尚，影响着中国古代围棋制度的演变和棋手的个人命运。据史料记载，我国南北朝时期就设置了最早的围棋官职，比如《南史·王谌传》中提到：“宋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不过，唐宋两朝的“棋待诏”制度对中国围棋史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1]。在“棋待诏”之后，明清围棋棋手也失去了这一制度化的进身之路，但民间弈棋活动兴盛，游弈活动和棋艺竞技交流广泛出现，也涌现出了很多国手名家。总体而言，谨小慎微伴于君侧的唐宋“棋待诏”和“以棋为剑”纵横江湖的明清时期的棋师弈客，是中国古代棋手身份的典型形象。
（一）谨小慎微伴君侧的唐宋“棋待诏”
在唐宋时期，一流的棋手有机会经过推荐或考选成为“棋待诏”，供职于翰林院，所谓“诏”就是皇帝的诏书，“待诏”就是待命，“棋待诏”和卜、医、术等各种专门技艺人员一样，待诏于院中，以备天子需要时召见。这一制度始于唐而终于宋，使得下棋在中国成为一项职业，围棋高手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也使得士大夫阶层和平民在科举考试之外多了一条进身之道[2]。
唐宋时期，较为知名的“棋待诏”有王积薪、王叔文、顾师言、刘仲甫、郑观音、杨季鹰等人。唐朝帝王多爱好围棋，这也是“棋待诏”产生的重要原因。“棋待诏”的设立可以分为形成期与固定期两个阶段。唐玄宗以前，棋手候命于翰林院，等待天子宣召，并无官称。武则天时期供养的棋手被称为“棋博士”，玄宗时才正式定官称，即“棋待诏”。根据当代史仲文主编的《中国全史》第046卷《隋唐五代习俗史》所载：“唐代统治者因酷爱下棋，便在翰林院设置专门侍奉帝王弈棋的官职，名棋待诏”。但是唐代“棋待诏”是职不是官，实质性质是由皇帝直接设立的“宫廷专业棋手”，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品级制度并不完全相同[3]。与“棋待诏”同时设立的还有“书待诏”和“画待诏”等，这种官称没有品秩，属于使职差遣之类的职位，在翰林院中的地位比较低微。根据唐朝的职官制度，“棋待诏”应在从九品下阶，属于“未入流”。职务主要是陪皇帝下棋，参加围棋外交活动，参加公开的棋会、比赛，以及著书立说、弘扬棋道等，拥有一定的名望。
“棋待诏”一职担负着在宫廷与帝王下棋之责，不可谓不谨小慎微。南宋李壁笺注的《王荆公诗注》有一段关于宋太宗与棋待诏贾玄对弈的载述，道尽“棋待诏”的荣辱忧戚：宋太宗时，待诏贾玄侍上棋，太宗饶三子，玄常输一路。太宗知其挟诈，乃曰：“此局汝复输，我当榜汝。”既而满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汝亦诈也。更围一局，汝胜赐汝绯，不胜投汝于泥中。”既而不胜不负。太宗曰：“我饶汝子，今而局平，是汝不胜也。”命左右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赐以绯衣。由此可见，受皇权所慑，“棋待诏”对君王察言观色，不能直接赢皇上，但又不能让得很“假”，即使获胜也要以迂回婉转的形式表达出来，左右为难。在“棋待诏”这一官称之下，中国古代的棋士们囿于封建专权，个人命运也如浮萍般随之沉浮不定。
（二）“以棋为剑”纵横江湖的明清围棋高手
到了明清，“棋待诏”之职被取消，但清康熙末到嘉庆初弈学更盛，不少帝王与社会名流都是围棋爱好者，还形成了“京师派”“永嘉派”“新安派（徽派）”等流派。虽然明初还保留了“棋待诏”，但是统治者对此并不重视，明、清两代的翰林院中仍置有“待诏”，但此后已不见“棋待诏”这一名目。
明清时期尽管也有少数棋手凭借棋技获得天子封赏的官禄，比如明成祖朱棣为棋手相子光封官，明孝宗朱祐樘为棋手赵九成封赏“鸿胪”官职[4]。官宦阶层也大力参与围棋活动，宴请棋手，但是更大程度上继续推动围棋发展的是民众对围棋的兴趣。三大流派相互鼎驰，促进了当地围棋活动的兴盛繁荣。同时，由于赌博之风盛行，娱乐需求也为棋类提供了市场，围棋成为一种赌博的手段，因此，棋手没有在皇室供养的情况下，也能凭着超群的棋艺自谋生路。包括范西屏、施襄夏等在内的大部分棋手都凭借围棋对赌营生。
清代是我国围棋发展的顶峰时期，围棋高手辈出，棋坛涌现出一大批名家，其中有康熙朝中期的围棋霸主黄龙士，以及被称为“清代围棋四大家”的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四人[5]，范西屏、施襄夏又与黄龙士并称“清代三大棋圣”。
黄龙士生于清顺治时期，据说在十三岁时已弈遍京师、所向披靡，围棋大师吴清源评价其棋力已达“十三段”。后期与徐星友等对弈中，留下“血泪十局”等名作，后世谓黄龙士“棋圣”之誉。范西屏同样在十六岁时就已成为闻名天下的棋手，被推崇为“弈林棋仙”；一代名师施襄夏也在不到20岁时就与范西屏一样齐名于天下，他的棋风精严缜密，被认为是“弈坛杜甫”。清代邓元鏸在《范施十局》序中描述两人棋风 ：“西屏奇妙高远，如神龙变化，莫测首尾；定庵邃密精严，如老骥驰骋，不失步骤。”乾隆年间的1739年，范西屏、施襄夏正当盛年，浙江当湖（今平湖）县世家张永年延聘两人到家教棋。同年，受张永年之邀，范西屏与施襄夏在当湖对弈，鏖战十余局，互有胜负，上演了气势磅礴的精妙棋局，即“当湖十局”。两位大国手出神入化，技惊四座，展现出卓越的才华，“当湖十局”也成为不朽杰作，也成为清代棋艺最高水平的代表，至今仍是我国古谱中的典范之作。
02
围棋四大家：“家元”制度下的日本围棋传承
围棋早在唐朝就已传入日本，并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逐渐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元”是日本特有的社会制度，这一组织形式在围棋文化技艺传承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江户时代，在德川家康的推动下，日本形成了以“家元”传承机制为依托的围棋文化，形成了“围棋四大家”的格局，即“本因坊、井上、安井、林”四大家[6]。日本围棋的发展获得了幕府的大力支持，幕府不仅给予棋手以薪俸扶持，让其能够潜心钻研棋技，并且还允许“围棋四大家”中达到一定水平的高手可以改入僧籍，从而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还有近乎祭祀的御城棋表演，从此才有了江户三百年的辉煌。尽管棋手这一群体“不文不武”，事实上也很难在日本的既有架构里找到相应的位置，但名人棋所巧妙地挂在了寺社奉行下面，进入宗教行列，借助王权和宗教的力量，棋手变成了有一定权力、地位的在编“准公务员”[7]。
（一）组织化的“家元”制度影响围棋传承和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日本特有的社会制度，家元制度是一种父子或师弟相传的世袭制度，与中国的家族制度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的区别。从字面上理解，“家元”即“家之根本”，但这里的“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庭，而是专指有某种特殊技艺者的家庭或家族。除了围棋，家元制度还存在于武术、宗教及花道、茶道、歌舞伎等文化技艺相关的领域。其构造及运作原则模拟了家族制度的许多特点，形成一种半亲族、半契约性质的集团[8]。与中国的“家族”不同，“家元”并非单纯地重视血缘本身或保持血统的纯粹，还可以是模拟血缘关系的继承人，以师傅和弟子的主从关系为主轴，形成一种“超血缘关系”的传承[9]。许烺光认为，“家元”是日本社会把血亲关系原则发展到次级共同体或次级集团中的产物，是一种非血缘、非地缘的组织，尽管是自愿加入，但是成员加入之后就要保持永久的等级关系，具有更强的权威性及包容性，强调绝对服从和全心参与角色的原则[10]。家元制度使得“围棋四大家”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导入新鲜血液，能够吸收当时最强的棋手。西山松之助认为，在“家元”制度下，弟子可以无限制增加，让艺能的血脉得以延续，从而促进相关文化领域的繁荣[11]。
当然，日本“围棋四大家”的发展也难以逃脱历史的大浪淘沙，1867年明治维新后，其生存的制度根基受到动摇。1939年，本因坊秀哉在其晚年决定将本因坊头衔转让给日本棋院，本因坊家就此终绝。其他三家按照系谱推算，其断绝的顺序依次为：林家(1884)、安井家(1903)、井上家(1961或1983)[12]。
但在此前几百年的时间内，“围棋四大家”一直是日本围棋发展的中坚力量，享受着名利和荣耀。日本“围棋四大家”除享有幕府的奉禄外，还有颁发段位证书的特权。并且，为了争夺当时至高无上的“名人”和“棋所”称号，四大家的棋手们每日磨炼棋艺、竞争激烈。“棋所”本身也是从四大家中产生的，主要是负责统理围棋、将棋界的事务，但执掌“棋所”者必须具备“名人”资格，因此，对“名人”头衔和“棋所”职位的争夺，是围棋四大家的主要目标，也成为日本棋艺发展繁荣的主要原动力[13]。
与黄龙士、范西屏、施襄夏三位清代“棋圣”相似，日本“围棋四大家”在数百年承传、争持过程中，也涌现了不少棋艺精湛的棋士，其中本因坊道策、本因坊丈和及本因坊秀策三位坊门高手更是其中翘楚，被后世誉为“日本三大棋圣”。本因坊道策与黄龙士几乎为同一时期，年仅23岁即成为本因坊家族第四代掌门人。他棋风玄妙飘逸，棋艺臻至化境，在当时明显技高一筹，同时代一流高手至少要被其让先或让二子以上，棋力被传具有十三段水平之高；他是提倡全局重于局部的围棋理论第一人，提出“手割”思维等，被称作近代围棋的开山鼻祖。在投票日本史上最强棋手时，很多人都把道策的名字放在第一位。被后世称为“后圣”的本因坊丈和是位“力战之雄”，属于大器晚成的棋士，后世公认其力量古今第一，妙手、鬼手亦是盘盘常见，在人才济济的江户后期，能打败众人登上名人，足见技艺精湛，后世亦称之为“棋圣”。本因坊秀策5岁学棋，11岁定段，12岁棋技连天皇都已闻晓，年仅21岁就被第十四世掌门人本因坊秀和立为下一任继承人，并开始在御城棋中出场。秀策在强者林立的御城棋战中19局战保持全胜无一败北，且败在他手下的各家棋士无不输得心悦诚服。秀策虽有如此冠绝古今的实力，为人却极温文谦和，他被许多人认为是19 世纪中期最伟大的棋士，也被后人尊称为“棋圣”。
当然，在四大家的发展和争夺名人棋所过程中，也无不充斥着人事机巧和手段，这其中，本因坊丈和通过各种不当手段当上“名人棋所”，就一直为后人所诟弊。
（二）棋艺成为日本古代棋士获取财富和身份的凭据
“家元”制度及其相关的职能，也使得日本围棋获得了专业化的发展，如前所述，日本“围棋四大家”还有颁发段位证书的特权。通过对棋手及比赛进行组织与管理，使得棋艺和段位能够成为棋士获得身份、地位和财富的通行证。
以日本江户时代的伟大棋士本因坊秀策为例，其11岁时取得初段认定回乡，浅野公便赐予其当时一般家臣5人份的俸禄；12岁时他的棋技连仁孝天皇都已闻晓，引起坊门关注；17岁的时候，他的薪俸增加到一般家臣的12倍。
日本宝历年间还有一则野史传言：日本上井地方有个叫近藤的青年，与女友荣子相好，但荣子父母不肯答应两人婚事，最终提出必须近藤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否则不能完婚。当时日本棋风鼎盛，下棋是一件时髦的行业，如有一张段位证书，就如同中国读书人得了举人、中了进士一般，大可光宗耀祖。后来，近藤外出学艺，只为得到段位免状回来向荣子提亲[14]。由此可见，围棋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求取名利、阶层晋升的符码和获取更高地位身份的手段。
03
个人与家元：中日古代棋手的身份制度比较
通过分析和对比中国古代的“棋待诏”、“清代三棋圣”和“日本四大家”在本国的身份、地位和角色，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棋风和棋艺形成的文化和社会影响因素。
（一）皇权面前中国“棋待诏”和日本古代日本棋士
对比中国的“棋待诏”制度和日本“围棋四大家”及其为之竞争的“名人”“棋所”称号来看，二者都被统治阶级赋予一定的社会地位。尽管“棋待诏”们也在不断地研究棋艺，奇招妙算也层出不穷，以免被后人超越，对弈时也小心翼翼[15]。但相比而言，日本“围棋四大家”需要通过竞争获得更高的地位，且能够代表政府对棋手及比赛进行组织与管理，拥有一定的实际权力和权威。而中国“棋待诏”虽是国手，却无组织管理之职权。同时，“围棋四大家”对“名人棋所”的追逐为日本棋界注入了竞争机制，更意味着整个“家元”的尊严、荣誉和地位，加上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其求胜的压力和竞争激烈程度更甚于中国的“棋待诏”[16]。因此，相比而言，“家元”制度下的日本古代棋手面临着更大的赢棋激励和竞争压力。
“棋待诏”中不乏围棋高手，但是伴君如伴虎，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对弈也变得没那么纯粹，他们很多时候可能有能赢之力而无敢赢之心。现存世界最早的围棋棋谱合集为南宋建炎、绍兴（1127—1162）间刊刻的《忘忧清乐集》，书名取自宋徽宗御制宫词首句：“忘忧清乐在枰棋”，署名为“前御书院棋待诏赐绯李逸民重编”。《忘忧清乐集》收录了张拟的《棋经十三篇》、刘仲甫的《棋诀》、张靖的《论棋诀要杂说》，同时也收录了“晋武帝五武子弈棋局”“明皇诏郑观音弈棋局图”等古棋局（图1）。
图1：明皇诏郑观音弈棋局图
明皇，当是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旧唐书•本纪》称唐玄宗李隆基“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玄宗多艺，棋艺尤精，经常在宫中与臣下、妃子等对弈或观棋。该谱是中国古代的座子开局，白棋先行，全局只载77手。从本局来看，中国古棋的一些标志性着法在唐朝就有了，如九三分投、拆二、挂角后向中腹关起等，此等古棋着法可谓源远流长。另外，中国古棋比较注重局部的攻杀和手段已现端倪，与日本古棋较为注重围地有所不同。全局在左下和右上先后出现了激烈的对杀场面，其中白25、27靠断，白43尖，右上靠断后在角内白59、61强行扳入，白73尖后75立，可说是妙手迭出。棋谱虽未注明对局者谁黑谁白，但不难推断，身为“棋待诏”的郑观音，面对天子决不可能施此绝技，只能饰演“背景板”的角色，创造机会让对手施展妙手。棋局左上、右下两处白棋均以妙手致胜，至77白棋已大获全胜，想必定是龙颜大悦。
与中国“棋待诏”在皇帝面前的谨小慎微相比，古代日本棋士在权贵面前似乎更轻松一些。《日本围棋故事》首回记载了一则颇具典型的古代日本轶事——宽莲和尚和酷爱弈棋的醍醐天皇下棋，宽莲要让天皇二子，后者虽然不悦也只得作罢。最后宽莲也巧妙作成细棋，刚好胜出一目，天皇赏赐了宽莲金枕。不过宽莲每次将金枕带出时，总有门卫拦下，最后宽莲巧施妙计，事先准备好的假枕头丢进枯井，得以将真物携出，典卖后修了寺院。掉包御赐金枕乃欺君之罪，但天皇对宽莲如此行骗也未计较，反而经常召其入宫对弈，并在宽莲指导下达到先二水平[17]。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出，宽莲地位颇似中国的“棋待诏”，但一是宽莲不必费劲心力掩饰胜负，二是天皇也将宽莲视作上手，并对行骗之事未加追究，日本棋士的身份地位，相较贾玄等似乎相对较高。
当然，“棋待诏”的风格表现也有另一面，当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是权力的玩伴，而是棋逢对手需要一争高下时，他们也会展示出“真面目”。晚唐时期，会昌、大中年间翰林院“棋待诏”阎景实称当时第一高手。《忘忧清乐集》中记载有顾师言与阎景实所弈的“金花碗图”。顾师言和阎景实当时身为“棋待诏”，据说他们下此局时，是为了在皇帝面前争夺“盖金花碗”。皇帝拿出“盖金花碗”作为冠军奖杯，算是中国围棋史上的第一次有史可查的“锦标赛”。顾师言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和阎景实在决赛中相遇。是局阎景实执白先行，最终顾师言以“一路”取胜，捧得“盖金花碗”。如图2所示，《忘忧清乐集》是谱中，附记“共二百四十三着，黑杀白六子，白杀黑六子。黑有四十路，白有三十九路”。通观全谱，攻杀激烈、收束细密，与《明皇诏郑观音弈棋局图》中郑观音的“唯唯诺诺”不同，两人放开手脚，倾尽绝技，展开激烈而漫长的博弈之争，最终顾师言将将一路（与日本规则下“一目”相同）获胜，完全与“日本围棋四大家”争棋之激烈可相拟之。
图2：顾师言（黑）与阎景实“争金花碗”之谱
棋待诏还偶负外交职责，这是关乎国家荣誉之事，非同小可。因此，在履行外交职责时也同样谨慎。唐人苏鹗在《杜阳杂编》中有段记载，当时日本国王子来访，和唐宫内棋师对弈无敌手，唐宣宗便把国手顾师言召进宫。日本国王子非常重视，甚至拿出了极为名贵的棋盘“揪玉局”和棋子“冷暖玉”。棋盘相见，如同两国交战，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顾师言唯恐有负君命，每投一子，都要思考良久，举棋落子时，止不住手汗津津。双方苦战到三十三着时，顾师言用一招“一子解双征”的妙手破解困局，速胜日本王子赢得胜利，捍卫国威。
（二）泣血相拼的日本围棋四大家与闲云野鹤的清代棋圣
对于事关个人和“家元”兴衰荣辱的日本围棋四大家，赢棋成了不得不为之且需拼尽全力而为之的目标。以本因坊二世算悦与安井二世算知为夺取“棋所”的争棋为例，这是日本围棋史上最激烈的对抗赛之一，至1675年止，双方酣战二十局，最后算知以四胜十二负四和而惨败，1676年交回“棋所”。而道悦将本因坊传给弟子道策掌门后自己引退[18]。
图3：赤星因彻挑战丈和的“吐血之局”片段
此外，日本棋史上还出现过因竞争过于激烈而致棋手吐血身亡的名局。1831年，井上家掌门幻庵因硕为把本因坊门掌门丈和从“名人”位上拉下来，便让弟子赤星因彻挑战丈和。赤星是实力不俗的后起之秀，是局赤星执黑，虽然获得一时优势，但中盘时丈和却弈出著名的“丈和三妙手”（图3中白2、白4及白14三手），最终击败赤星。对局最后，赤星因彻吐血，不久后辞世，年仅26岁。由此这一局被称为“吐血之局”，日本棋士争棋之激烈和惨烈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竞争激烈，日本古代围棋也因武士道精神的影响而增加了其竞技的属性。武士道崇尚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忠诚、隐忍等种种美德，其精髓在忠勇的精神。并且，他们在下棋过程中更为一丝不苟、全神贯注[19]。为了维护荣誉与信念，可能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甚至包括生命。
《日本围棋故事》记载，本因坊算悦与安井算知进行六番争棋，一位元老重臣人物松平肥后守前往观战，随口说道：“此局本因坊要输了吧。”算悦听后收气棋子盖上棋罐，起身对松平正色说道：“我已把毕生精力献于棋道，每次对决都是以命相搏，如同勇士赋于战场，一旦面向棋枰，不能被任何人所掣肘，也决不允许任何人多嘴多舌。何况我是当世的七段上手。殿下怎么能预先判断胜负呢？既然如此，御城棋就到此为止吧。”松平肥后守自觉失言，最终只得亲自向算悦赔罪了事。日本古代棋士的精神气节可见一斑[20]。
而相较于日本棋手为了各自家族的泣血相争，“清代三棋圣”基本属于“流散型”棋手，闲云野鹤，各谋生路。尽管康熙皇帝将黄龙士和当时与他比肩的徐星友封为内庭供奉、五品职衔，但黄龙士性情恬淡，并不执着于胜负，而志在著书立说，最后返回故乡撰写棋著。从棋风上来看，黄龙士常于看似平淡的着子间寓以深意，或于随机应变中出奇制胜，极富巧思，轻灵自然又沉稳多变，尤其善于治孤[21]。黄龙士晚年悉心指导徐兴友，后者家境殷实，曾向黄致信札表示愿从师棋艺，并相邀教弈。徐星友三年不下楼，潜心习弈，黄龙士为之感动，为造就新人，倾力相携，鼎力以助。
“棋圣”范西屏学成时，也受到棋艺家钱长泽的盛情招待。范西屏出名之时，天下太平，大官们多闲聊无事，他们争着拿银子请强手与范西屏较量，以此为乐。在当湖，范西屏常教张永年和他的儿子张世仁、张世昌下棋。范西屏的棋风出神入化、灵活敏捷、奇妙高远，毕沆《秋堂对弈歌》序中称，范西屏“布局投子，初似草草，绝不经意，及合围讨劫，出死入生之际，一着落枰中，瓦砾虫沙尽变为风云霜雨，而全局遂获大胜。”
总体而言，中国明清棋手少有日本“围棋四大家”那样的政治身份和家族荣誉的重压，赋予了围棋更多的娱乐和志趣的成分。比如清代围棋流派之一的徽派发展到后期，棋手更多把对弈看成一种雅好，在晚清国运渐衰的时代背景下，围棋成了远离纷争、抚慰心灵的栖息地[22]。
04
不同身份制度对棋风的影响
从前述分析可见，不同制度赋予了围棋专业人员不同的身份和地位，会造成对棋手的不同激励效果或影响，也进一步影响了其弈棋的心态和风格。对个人安危、荣誉和生计的追求，与对“家元”荣誉、地位和权力的追求，造成了中日两国古代围棋发展中的不同轨迹和风格。比如因为竞争激烈、志在必赢，“日本围棋四大家”的棋手更可能表现出谨小慎微、步步为营、持重稳健的风格；而“棋待诏”虽然对比赛结果寻求谨慎不触动龙威，但因对手棋力悬殊，过程中则不必过于拘泥。没有身份限制的清代棋手，为了个人的荣誉和生计，更可能表现出出杀伐果断等特征。下面以两则中日古谱为例分述之：
图4：本因坊道知（黑）与安井仙角的争棋
在日本本因坊道策之后，安井仙角与本因坊道知进行争棋，安井与坊门本有“世仇”，此番争斗，两家势同水火决不相容。首局比赛在早晨5点开始。下到左上大飞补角后，前来为道知助威的本因坊道节料知黑已输定托故先走，此时已是晚上8点了。道知外出良久不归，有旁观者转到后面看到，原来道知正跪在地上仰天祈祷、泪流满面，其状甚惨。此后道知回座复弈，精气神却为之一变，妙手连发，形势也变得细微起来。终局前奇迹又出现了，如图4所示，黑1-11以下走出匪夷所思的妙招，如此一来，黑棋反胜一目，此时已是第二天早上六点钟了。最后坊门闻讯后欣喜非常，齐聚门前迎接道知凯旋而归[23]。
图5：范西屏（白）饶二子对胡肇麟
而中国古谱则呈现出另一种情形与风格。图5为棋圣范西屏与胡肇麟的二子对局。裘毓麟在《清代轶闻》中记叙：“胡肇麟，扬州鹺贾也，好弈。梁程范施皆授二子。每对局，负一子，辄赆白金一两，胡弈好浪战，所谓不大胜则大败者也，同人称为胡铁头。然遇范、施辄败。每至数十百子。局竟，则朱提累累，盈几案矣……胡授二子与范、施弈，三十余年，然终不能成对手。”可见，身为盐商的胡肇麟家境富庶，在盘上“好勇斗狠”，被冠以“胡铁头”的名号，对局时下以每子白银一两的重注也在所不惜。这一局是典型的古棋搏杀之局，胡兆麟面对声名远播的“棋圣”大上手也丝毫不怵，序盘开始黑36、黑40即剑拔弩张，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但范西屏艺绝天下，谱中白43、白69、白159、白165堪称神来之笔，及后半盘对杀作战中，白247、白251、白273、白289等又是妙手回春之着，最终两人大战300余手，全局杀得横尸遍野，棋圣大胜胡铁头40余子。如按上述轶闻所载，则一盘棋弈罢不菲，范西屏将获得一笔丰厚的彩金。
与安井仙角与本因坊道知之争棋相较，“仰天祈祷、泪流满面”的争棋惨状是不会出现在中国古代棋手身上的，而最终结果只有一目(即半子)优胜，对于争彩是“微不足道”的，但这小小一目，却关乎整个“家元”的荣辱兴衰。因此，一个是谨慎小心、本手徐图；一个是纵横捭阖、大张大合。两国棋手的对局无论氛围、前提和目的，无不对当时棋手的认知、棋风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
此外，日本高手对局寥寥，本因坊道策身居“棋所”期间，琉球国使来朝，其国内第一高手亲云上滨比贺请与道策对弈一局，道策无奈身为“名人棋所”，不允许私自与人对局，还需要人从中斡旋，幕府才特许道策出战[23]。第二十一任本因坊秀哉被称为“不败的名人”，在身为“名人”后对局寥如晨星，一方面是“名人”的身份高贵，鲜有对手，另外也是惜弈如金，“不战即不败”，这对于围棋棋艺的交流提高无疑是有局限性的。而棋圣黄龙士晚年悉心教授徐兴友，范西屏晚间客居扬州，指导后学，“其为人介朴，毕生从事弈棋授徒，弈以外，虽诱以千金，不动。”他们没有“名人棋所”的身份窠臼，没有为家族荣辱而费尽心思的帷幄周旋，潜心棋道，这也是中日两国古代棋手身份、地位差异导致的区别。当然，日本古代围棋讲究宁静幽远、冲淡平和，中国古棋杀伐果断，汹涌凛冽，一个讲究分寸，注重“理”，一个注重计算，看重“力”，也可谓围棋的一阴一阳，殊途同归。
05
结论
本文以谨小慎微伴于君侧的唐宋“棋待诏”和“以棋为剑”纵横江湖的明清时期的棋师弈客作为中国古代棋手身份的典型形象代表，分析了中国古代棋士在皇权影响下的地位浮沉和以棋谋生之道；同时，以日本“围棋四大家”为例，分析了“家元”制度下的日本围棋组织化、专业化的传承方式。
通过对比发现，由于日本“围棋四大家”需要通过竞争获得更高的地位，且能够代表政府对棋手及比赛进行组织与管理，拥有一定的实际权力和权威。“家元”制度下的日本古代棋手面临着更大的赢棋激励和竞争压力。中国“棋待诏”虽是国手，却无组织管理之职权，依附于权贵阶层，社会地位稍显低微，其生存环境与权贵阶层的喜好不无关联。而以“清代三大棋圣”为代表的明清棋手则基本属于“流散型”，闲云野鹤，各谋生路。不同的地位和身份，使得中日古代棋手的风格不一。比如与中国“棋待诏”在皇帝面前的谨小慎微相比，古代日本棋士在权贵面前似乎更轻松一些。可见，依附性的身份制度显然并不利于棋手的身份乃至棋艺的发展。
日本围棋因事关家族荣誉，则更显稳健持重、谨小慎微，因对每盘棋都极为谨慎，持续时间较长，凝结了极大的心血。而相较于日本棋手为了各自家族的泣血相争，没有政治身份桎梏的清代棋圣要么性情恬淡、不执着于胜负，要么在棋风上纵横捭阖、大张大合、杀伐果断。由此也可见，通过对两国古代棋士的阶层和地位关系分析，可以洞察不同围棋风格背后的深层原因，加深对围棋文化史的理解。
参考文献
[1].朱中一.棋待诏与名人棋所——中日古代围棋官职考略及比较[J].南京社会科学.1998(04):49-51+56.
[2].马诤.唐宋两代的棋待诏[J].体育文史/体育文化导刊.1986(03):31-32.
[3].周春英、宁逗秋.盛唐棋杰王积薪生平续考[J].体育文史/体育文化导刊.1993(02):40-42.
[4].毛宪民.明清宫廷的围棋活动[J].文史知识,1995(08):35-39.
[5].刘善承.中国围棋史[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12.
[6].何云波、刘金.论日本棋道的审美精神[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0(06):119-124.
[7].不周风.奇妙的起点[J].围棋天地.2016(20)：94。
[8].尚会鹏.日本家元制度的特征及其文化心理基础[J].日本学刊.1993(06):85-97.
[9].刘光友.日本的家元制度与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J].现代日本经济.2017(05):60-71.
[10].许烺光.家元——日本的真髓.于嘉云译.台北:南天书局:53、67、137-138.
[11].西山松之助.家元的研究[M].东京:吉川弘文馆.1982:240,341,124.
[12].王小平.日本棋院四家的起始和没落[J].体育文史.1994(05):25-26+18.
[13].王小平.日本棋院四家的起始和没落[J].体育文史.1994(05):25-26+18.
[14].薛志诚.日本围棋故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52-59.
[15].李训宇.从“棋待诏”王积薪再观唐代围棋盛世[J].兰台世界,2015(09):16-17.
[16].朱中一.棋待诏与名人棋所——中日古代围棋官职考略及比较[J].南京社会科学,1998(04):49-51+56.
[17].薛志诚.日本围棋故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1-3.
[18].赵德宇.日本围棋源流[J].日本研究,1997(01):84-88.
[19].刘禹辰、康昂森、董练.日本围棋文化的传承与变迁[J].中外交流.2019(5):47.
[20].薛志诚.日本围棋故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14-15.
[21].田峰、许传洲.“一代棋圣”黄龙士对后世围棋发展的影响[J].兰台世界.2013(30):158-159.
[22].刘旸.我国明清时期的围棋文化考析[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6,32(01):66-68.
[23].薛志诚.日本围棋故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35-39.
[24].薛志诚.日本围棋故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 24-26.
[0]
陈伶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声明：本文为2022年中国杭州国际智力文化峰会课题征文，公众号将发布所有投稿，投稿课题论文的发布仅作为第十届中国杭州国际智力文化峰会优秀论文评选材料使用。文中内容不代表本号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