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的刘坚老师，在2022年6月15日的一次云上发言中进行了70多分钟的分享，谈到了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状与挑战，以下为内容精华。
作者：刘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
一、中国教育领域存在“过剩陷阱”
在2019年，我从数学教育这个小切口介入到教育领域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份3万字的报告《我国教育发展的重大风险的研究——谨防学业过剩陷阱》。
为什么要讨论这件事？首先它与中等收入陷阱相关。
经济学界研究发现，过去40年，有一些国家或地区进入了“富人俱乐部”，他们的国民收入达到同期美国的70%以上。而有的国家国民收入只在同期美国的30%~40%，并且长期如此，甚至40年都没有变化，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正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我们如何尽快地离开这个空间，有序地进入发达国家行业？这是我们面对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将影响每一个中国人未来10年、20年、30年的命运：在经济发展上，我们到底能不能进入一个良性向上的轨道。
而教育跟人的一生，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的重大命题，无不有着密切关系。
因此，我提出两个猜想：
什么是“学业过剩”？就是指以获取标准答案和高分数为取向，以死记硬背为主要方式的学习、教学和评价的总和。
据我们调查，经过几轮课程改革之后，一流的教师也只有1/3的时间能从事非标准答案、不以分数为取向、不是简单死记硬背的学习教学和评价；剩下2/3的时间，还是基于标准答案死记硬背的学习、教学和评价。北师大的孩子们，在期末仍是拿着书“和尚念经”的状态。
年轻人二十几岁的黄金时段，依旧像6、7岁刚读书那样死记硬背，这会导致什么呢？
我曾做过一个“教育发展生态图”，从数学的角度讨论教育的问题。知识、技能、解题能力、认真、勤奋、刻苦、踏实、谨慎等基本特征，中国人没有问题，但是实践能力、创造性、好奇心、兴趣爱好、团队合作、政治善良、人生观、价值观等要素，有结构性的缺失。中国改革开放后，历届全国教育大会都谈到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家国情怀，其实也是这些。
1983年，美国有一个总统咨询报告提到，美国的基本读、写、算能力出现巨大问题，以至于每年都要影响美国GDP的百分点，教学必须改革。到了2008年，美国人又出了一个报告，叫“1/4世纪过去了，美国的问题解决了吗？”有好转，但并没有根本解决。
1999年到2020的这20年间，中国在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三个方面的问题依旧没解决，某些情况下可能还恶化了。
对比起来，中国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恰好是西方的优势；中国的优势，恰好是西方的问题。
然而，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我们一直以来的优势可以被机器替代，我们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的教育没有带来的，在未来社会却是重要的。如果基础教育没有为未来打下根基，实在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但这些问题是中国教育的基因，基因要发生突变，并不容易。
上海第一次参加PISA在2009年，当时是第一名，在数学素养、阅读素养、科学素养三大领域都高出10-20分，在国际上获得了关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地区，考试的三个领域能同时获得第一。在2012年的PISA测试中，中国上海又获得第一名，举国欢庆。
但上海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说，我们的读写算优势不需要再耗费精力去证明了，而是要解决存在的问题。
彼时，国际组织做了一个预测模型，是在数学科学素养上，预测交互式问题解决的能力。结果，中国学生排名倒数第二。排在第一的是韩国，第二是日本，第四是美国。
在基本测试中，美国的数学素养、科学素养、阅读素养得分都不高，但问题解决能力却排第四。
韩国和日本的基础数学、科学、阅读素养纸笔测试分数靠前，同时，问题解决的表现更优秀。
2012年，中国政府向国际组织征求改革发展建议时，欧盟理事会给中国政府提了一条关于教育的建议：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其向美国欧洲学习，不如向韩国和日本学习。新世纪以来，几乎每年都有日本人拿诺贝尔奖。
我们还可以看一个高等教育的数据。20多年前，一位华人教授研究发现，北大清华毕业生入学时候的审辩思维得分是1.612分，普通高校的是0.741分，远高于印度俄罗斯。但毕业的时候从1.612下降到1.339。读了4年，思维能力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下降幅度17%。普通高校更加可怕，从0.741下降到0.234，下降的幅度是68%。而俄罗斯学生最终反超，美国学生一直持续上升。
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出了一份研究报告，他们分析发现，全球几十个国家持续40年得不到发展，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共有4大特征。
第一，战争，第二，腐败，比如巴西。第三，资源过度单一，这样的国家，一旦遇到经济结构调整，或者有新技术出现，就会发生非常大的问题。第四，文化，一些国家存在文化冲突。
学业过剩会导致新一代国民没有起码的身体健康。某个区域的测评数据显示，在很多学校，每天保证了8~9小时睡眠的初中生，100个里只有5~8个，占比不到10%。心理学的“睡眠搏斗”实验非常有名，一旦人失去睡眠，身心的各方面都会混乱。
学业过剩还会让中小学生缺乏家国情怀、审辨思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些也包含在身心健康中，是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力，是基石。如果中国持续学业过剩，一代又一代人将缺乏“竞争力”。
最近还有篇文章写到，有个流行词叫“润学”，“润”是英文“Run”（跑路）的谐音，这个词通常出现在年轻人遇到疫情、遇到各种情况就考虑怎么尽快逃离中国的时候——所以，十二年基础教育有没有给孩子们的基本分析能力打下基础，很值得我们去关心。学业过剩如果不解决，我们的担忧就会成为现实。
国际测试数据也存在一些问题。2009年和2012年都是上海在参加PISA测试，2015年是北京、上海、江苏、广东这4个地区参加，结果成绩就落下来了。2018年把浙江加进来，换掉广东，就又变回第一了。
但现在来看，广东的测试成绩也许比较“合适”。
其实，全球数据都在“恶化”。以色列相较于这些发达国家地区是倒数第一，美国是倒数，全球数学成绩都有下降趋势。科学成绩同样如此：PISA测试的一个调查是，学生今后有多大意愿从事科学研究。中国的孩子刻苦耐劳，但愿意从事科研的比例远低于国际平均线。
学业时间上来看，瑞典、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用时比较少，但总体成绩都在平均线以上，特别是芬兰，用更少的时间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国际平均时间是30多个小时。而我们国家的孩子，平均每周用57个小时学习——用比人家多30%～50%的庞大时间，来获得一个所谓不错的成绩。
2019年，我们邀请日本科学家、教育部副部长一起讨论PISA测试，他们说，日本现在已经不关注PISA测试成绩排名了。曾经全日本就PISA测试引发了大讨论，因为原来排名第一、第二，后来下降了几位，在日华人说，是“宽松教育”导致了日本基础教育落后，但最后发现根本问题不在于“宽松教育”，而在于有没有释放学生的个性、创造性。这才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所以，也许广东省中小学生学业发展水平相对偏低，却恰好处于“大致合理的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讲，为释放和发展人的好奇心、独立思考、实践能力、个性与创造性留下了合理空间。
10年前，在全国基础教育领域很资深的浙江省教育厅张绪培厅长，给教育部部长汇报的时候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随着浙江普及高中教育，浙商可能会逐渐消失。”
学生更加擅长读书了，但是，企业是要面对和解决未知的，要去占领市场，去预测未来人类的需求，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对素养有更高要求，那么，中国的教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二、中国走向未来，
究竟需要培养学生哪些素养？
2015年，WISE曾给出了4个研究问题希望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回答，其中两个是：
1、全球面临什么样的变化或挑战？为什么进入21世纪后，不同国际组织和经济体都不约而同提出了核心素养？ 2、未来公民所需要的核心素养由哪些方面构成？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我们收集了全球六大洲24个国家或地区和5大国际组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OECD、欧盟、世界银行、APEC）共29个单元，从2001年到2015年，这15年间的官方文献作为主要来源进行要素提取，在驱动力问题上归纳出三个板块。即图表中的三个颜色。
绿色板块是时代问题，包括：知识时代、科技发展与信息时代、全球化。
红色板块是日常的社会经济生活问题，包括：经济成长、职业需求、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人口结构变化、多元文化。
蓝色板块是教育领域自身内部的问题，包括：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提升。
可以看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关心的事情也不一样：发达国家更关心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则更关心教育公平。
第二个问题，未来公民所需要的核心素养由哪些方面构成？
我们提取出18个要素，梳理出内在构成机制，形成了最终的框架。它分为两大板块：领域素养是建立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以来的传统要求，细分为基础领域和近十多年才开始普及的新兴领域。通用素养是其之上的能力，跨越学科、跨越领域。
注：29个国家地区/组织对框架投票，超过半数（15票）的就是热点领域。可以看到最受全球关注的七大核心素养：沟通与合作、创造性与问题解决、学会学习与终身学习、批判性思考、信息素养、自我认识与自我调控、公民责任与社会参与。
P21（美国21世纪学习组织）曾提出了4C素养模型：合作、沟通、批判性思考和创新。
但现在科技进步速度很快，几乎一年一变，是否有能顺应时代变迁又顺应学生内在天性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核心素养？
《道德经》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1世纪核心素养中，什么又是我们应该遵循的“道”？
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中，更加强调“整体和综合”，素养的加合未必等于健全人的整体，或许我们还需要思考到底什么是一个“健全的人”，以及培养的路径。
所以从东方视角来看，4C模型是有结构性缺失的，于是我们提出了更贴合中国环境的5C核心素养。
比如，一个优秀的民族，它的文化基因里，一定沉淀了做人的基本价值观。比如，创新很重要，但首先要以人为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所以，在我们的模型里，文化理解与传承素养是做人的根基，处于核心地位，是其他四个素养的方向标。
“审辩思维”（Critical Thinking）强调考虑问题要全面，包括质疑批判，它是形成和发展各素养的基础。创新是素养发展的最高级形式，沟通与合作既是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素养发展的过程与方法。
注：每个素养的二级维度，也带有人文色彩，比如沟通素养首先要基于同理心，想达成合作，促成愿景认同则非常重要。
各素养之间彼此关联、互补，具有开放性，因为未来更多强调一种整合能力。
整合有两个含义，一是从目标上整合。以沟通素养为例，它包括情感问题，也有能力问题。因为沟通本身需要同理心，但也需要知识，需要技巧。你要学会如何表达，如何倾听，才能实现有效沟通。
二是从实现目标的路径上，更强调回到真实情境。不是说我们开一门沟通课专门去培养，而是用项目学习的方式，在真实情景中，发展相应的沟通能力、合作能力。
所以，不要肢解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它们一定是相互包含、交融的，如果割裂开来培养，就又变成了标准答案。比如有人问，在“双减”背景下，18个核心素养哪些在学校获取，哪些在社会获取，哪些在家庭获取。我们不能人为地把核心素养割裂，学校管了8个小时，课外再管3个小时，家里再管2个小时，直到学生上床睡觉。
三、如何扭转“学业过剩”问题？
此前，党中央、国务院启动了“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提到，“要用10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现代化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并强调：
以国际视野来看，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近几十年在稳健推动。
2001年公布了新世纪第一套从义务教育到高中整个课程方案标准，覆盖义务教育15个学科，高中21个学科，提出了研究性学习，跨学科学习，强调各个学科都联系社会生活，鼓励对话协商的小组式学习合作。
2011年做了一次修订，原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曾参与审议2011版的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课程标准，以及高中课程方案和标准审议。她曾经组织学校所有学术教研组组长研读，反馈说，如果这样的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得到有效落实，孩子的个性、创造力得到保护，我们就能够期待他们未来的创造性和社会责任感。
2022年4月份又推出了新的修订版。基本是每10年左右一次改革，一次迭代。所以，现在我国中小学基础教育课程方案标准的设计，总体上能够满足学生需求。
如果国家的课程方案、课程标准能有效实施，学生的核心素养是能够得到基本保障的。那么，中小学校能不能规范办学，落实好国家课程方案、课程标准，不超纲，不跨越红线，不从应试的角度讲达标，非常关键。
当我们给孩子留下更多的时间、空间，他们在课余就可以发展个人爱好，发展好奇心。哪怕让孩子发呆，也是必要的留白。为什么要把孩子安排“满”呢？
我有一个日本留学的朋友，他说了一组经验数据。中国的基础教育，如果要培养孩子的个性、创造性、好奇心，做好一件事就行：小学还30%的时间给孩子，初中20%，高中10%。这个时间段属于他自己，让他自己去玩耍，学校、家长、社区什么都不要管。
现在的孩子都被大人管得死死的，出现了很多心理健康问题。为什么遇到问题孩子不会去想？因为所有事情都有人安排，进到学校第一节课学什么，第二节课学什么，都管得很好，管死了。
为什么孩子成长总要有人管？学习是学生自主的事情，主动性、好奇心、创造性才是最重要的。
本世纪初期有过一次减负运动，当时提出希望每周下午能有两个半到三个半小时给学生自主安排。结果马上遇到问题，比如有孩子溺水，然后就开始反思：如果学生都被管起来，就不会掉到河里了。
从生命安全角度而言，这种问题是一定要杜绝的。但是孩子掉水里、被电、被火烫到，如果他不提前去产生认知，他怎么能知道这是危险的事情呢？他应该在成年人的陪伴之下，有机会去经历、去尝试一些事情。
义务教育阶段，要在保证学生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大胆地还孩子更多的自主权，让他自己去游戏，去做想做的事。“不教之教”，反而可能是好的教育。
3、改变单纯以分数为唯一标准的高中和大学录取制度目前，大家对方案标准的认识、解读、执行都还不够。再加上中高考制度就像一把高悬的剑，你减负了，我不要减，这样我就占了便宜，学校不敢轻易降低要求，老师也不敢不管，老师没有管的，家长又加紧管理，原本属于孩子的时间就慢慢被占用了。
所以教育评价问题、中高考改革就变得非常紧急。21世纪初期做了很多探索，现在也在呼吁，但坦率讲，没有实质性进展。但我们必须要深度面对。
我曾经呼吁，如果北大清华招生仅仅以分数高低录取学生，永远不能成为真正令人尊敬的世界一流大学。我甚至认为，北大清华招生中组部、人力资源部应该有大量投入，培养好一两千名学生，成为一个风向标——这样的大学录取学生，到底要以什么为标准。
当然我们有诚信制度问题，不可能几千所大学都采用这种方式。但是，我认为两头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头的部分：能不能抓住一个最重要、关键性的专业领域，比如自然科学，从北大清华开始，给全社会一个积极信号：打开一流学校人才录取的通道。比如，让国际国内的一流专家去物色18岁左右的、最优秀杰出的学生。
现在清华大学有一个院士，他直接到高中去选拔比较独特的，学业不那么好的学生。因为学术界有共识，考进清华的学生，后劲是受到影响的。所以他们希望能跳过高考选拔这一关，直接从高一、高二甚至初中，录取一些好学生。
尾的部分：可以给高职院校更多空间。高校已经普及大众化到这个程度，不要再用一把尺子衡量，可以根据高中毕业的各省会考成绩、兴趣爱好、表现进行选拔。中间这一块短时间内很难突破，毕竟中国有几千所高校，那就可以用分数进行录取。
4、设立国家教育改革特区就像40年前设立深圳经济改革特区一样，应该要更多赋权给地方、给学校进行突破。
最近一些数据显示，高考竞争内卷最严重、最激烈的是河南，其次是广东。可以划出一定的区域，做一些改革的探索。我们特别期待能够依托粤港大湾区等平台，把教育创新硅谷发展起来。从顶层的考试评价、人才培养目标到地方的经济、科技发展，以这样的格局对中小学包括大学做整体设计，如果能赋予地方充分的自主权，就可能有突破。
此外，我们提到教育，似乎就只关乎教育部、学校，但从我们这些年做的研究来看，一个学生的成长发展，学校的贡献大概只占1/3，学生个体素养、遗传、基因占1/3，最后1/3是社会环境、家庭。所以教育需要全社会关注，一个人的成长也需要方方面面的协同。
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国际上认为，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家长对子女的关注越多越好。但我们研究发现，这个数据在中国有点不一样。
我们把中国家长对子女的关注分为两类，一是关心学习，二是关注生活。小学阶段，家长关注子女的学习和生活越多，孩子成长越好，这和国际一致。但到了中学，尤其是高中，如果家长只关注学习，不关注生活，孩子的成长往往最糟糕；既关注生活，又关注学习，孩子发展也不好；最好的情况是，家长只关注子女的生活，不干涉学习。
在体制内学校特别明显，因为学生对学习的重视程度已经足够饱和，如果家长还在每天问“今天考得怎么样”“今天作业做得如何”“今天课堂有没有被表扬”，最后只会导致孩子对学习产生反感，甚至不愿意学习。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举世公认，但如何释放他们的能量成为“原创性”，形成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进入中国、甚至全球的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各个领域，让中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变成人才强国？今天这个时代，国际环境不太可能给我们更多机会，我想，教育创新改革也许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最后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