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于是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艺术生命却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心中。
有写作者问于是之：“表演艺术家与演员，哪一个称呼最合适您？”于是之答：“演员。”他的名片上只有两个字：“演员”；有作者写了一本有关他的书，他将书名改为：《演员于是之》。
在话剧舞台上曾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被观众称之为“话剧之神”“话剧梅兰芳”的于是之，终身视己为一名普通的、平凡的“演员”。戏剧大师黄佐临曾评价石挥为“眼低手高”的“稀有表演艺术家”，这位形象、表演酷似他“舅舅”石挥的于是之，也完全有资格获得此桂冠。
岁月荏苒。一转眼，这位深受观众喜爱的表演艺术大师，离开我们已有整整十个年头了。
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熟悉了《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龙须沟》中的程疯子、《茶馆》中的王利发……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是我们上世纪60年代中学生的热门书，拍成电影后，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看，记不清看了几遍，但我记住了与我同姓的主人公余永泽，也记住了余永泽的饰演者于是之。
于是之成了我的偶像，我成了“于粉”（现代语）。令我想不到的是，几十年之后，“于粉”居然有幸登门拜访，与“偶像”面对面地叙谈。80年代后期，我因组稿，报社派我赴京前往位于紫竹园的“高知楼”，拜访了于是之。
我去的那天，于老先生正在写一篇有关北京人艺的创始人、总导演焦菊隐的文章，他拿手稿给我看，并对我说，焦菊隐先生的治学精神、艺术追求非常严谨，是人艺的灵魂，够自己学习一辈子的，如果丢掉了它，就等于丢掉了北京人艺。
于是之还向我介绍了石挥。孩提时代，他常去“舅舅”石挥家玩，舅舅很喜欢他，亲手制作“大金鱼”风筝送给他；带他去看电影，他生平第一次看的默片电影，还是舅舅带他去看的；他还说石挥小时候淘气，其父罚他下跪，而跪的地方是堂屋的八仙桌前，桌下正好放着一盆枣，在罚跪的过程中，石挥居然将一盆枣吃个精光，可见被罚的时间够长。石挥南下上海后，演剧事业有了新转机，1942年，他被上海报界评为“话剧皇帝”，经济窘况有了改善，于是，他常寄钱给仍在贫困中的外甥，于是之那年考取了“法文研究班”，却交不出学费，于是向舅舅求援，石挥很快将学费寄给了他。石挥在上海的舞台上，成功出演了轰动一时的《文天祥》《秋海棠》《蜕变》等，他每演一个角色，都要寄一张剧照给家里，石挥的母亲看着这些照片，笑得合不拢嘴，不断夸赞儿子长得“俊美”……这些独一无二的素材，对我在《文汇电影时报》上连载石挥的故事，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与帮助。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我们平时只能通过书信进行交流沟通。我每次去信请教石挥的问题，他都耐心地一一给我回复解答，并告诉我，发表在电影时报上的石挥故事他每期都看。这无疑是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与动力。他还应我的请求，为《文汇月刊》撰写了近两万字的、有关他从艺生涯的长篇回忆，为我们办刊提供了鼎力支持！
十年前，于是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艺术生命却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心中。正如人艺全体演职员工在送别老师的当天，在人艺大门口挂的横幅上书写的那样：“人民的艺术家，永远的于是之”。（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