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高音歌唱家伊丽莎白·松德斯特罗姆曾经观察到一点，当她在斯德哥尔摩初展歌喉的时候，当时的人们能够听到的最响的声音，就是一个女高音在歌剧院舞台上放声歌唱。那是1947年，在超音速飞行、风动凿岩机、交通堵塞和电声扩音大行其道之前。立体声尚未走出哥伦比亚唱片的实验室。松德斯特罗姆说的是事实。
而她还不是最响的，甚至在她老家城里都不算。比尔吉特·尼尔森在演唱瓦格纳的时候，曾经震碎过酒杯和窗玻璃。尤西·比约林在唱倒玻璃瓶之前，已经惊到了远处牧场里的马匹。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那些北方人能发出最响亮的声音。在挪威，克尔斯滕·弗拉格斯塔德超过了所有人。我在撰写一本关于科文特花园战后历史的书的时候，遇到过一位曾经在1947年与她一起参加试镜的未经训练的英国歌手。康斯坦斯·沙克洛克，一个诺丁汉郡的农场女孩，她第一次见到弗拉格斯塔德时，后者坐在排练室的角落里，静静地织着毛衣。那是一个温暖的夏日，窗户开着，外面是水果和蔬菜市场。
轮到她的时候，弗拉格斯塔德放下了她的毛衣，把结实的双臂抱在维京人那样的胸前，开始歌唱。市场里的搬运工们放下了手中的活计。所有的工作都停了下来。“我从没听过这样的声音。”另一位英国歌手说。“我只想要像她一样。”沙克洛克叹息着说。
女高音在全力歌唱时所带来的物理性的震撼五脏六腑的冲击力，是我们在扩声时代所失去的感觉之一。当今最响亮的歌声来自另一位瑞典人尼娜·斯特莫，但我不觉得尼娜能像弗拉格斯塔德或尼尔森那样，如此流畅地带来如此具有麻痹性的震撼，而当时世界上没有其它什么声音能超过她们的100分贝。
尼娜·斯特莫
在20世纪下半叶，我们的感官被环境噪音所包围。耳机让我们用比合理标准响太多的音量听音乐，而这只会让我们事后抱怨说，现场的歌剧没法像以前那样让我们兴奋。这是我们的错。在视频中可以看到，当帕瓦罗蒂唱起弗兰克·辛纳屈的《我的路》时，一直用麦克风演唱的辛纳屈双眼里含着泪水。这首歌是谁的？辛纳屈悲哀地承认，他的道路只是真实的影子。
而现在终于迎来了纠正的曙光。一夜之间，随着世界进入了封锁状态，所有的噪音都停止了。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汽车。三天来，我只听到了鸟鸣，并为其多样性和音量而惊讶。这是不是因为鸟儿们的歌声更响亮了？鸟类学家们在BBC的报道中说：恰恰相反，鸟儿们的歌声更柔和了，因为它们在向异性传递求偶信息时不再需要和汽车争鸣。无论如何，它成功了。鸟儿们在我的前院里筑了巢，自从我住到伦敦市中心以来，这还是头一回。
如果说封锁的第一个受益者是鸟类，那么我们就是下一个受益者。人类能够听出鸟类是音律大师，鸟鸣中总是带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多变的反复和升调的结尾，往往在一个高音中结束，作为征求答复的象征。哦，那就是这样么？那么，法国作曲家奥利维埃·梅西安的很多音乐都是以鸟鸣为基础的。当他远离家乡，被关押在波兰的德国战俘营时，梅西安创作了一部《时间终结四重奏》，他在其中模拟鸟儿歌唱，并将其提纯后嵌入到名为“abime des oiseaux”的乐章中，意思是“鸟的深渊”。我从来没有被这段音乐或者梅西安的其他模仿作品打动过，也没有被他的那部无限漫长又不可救药地直白的《鸟鸣集》中的其他模仿作品打动过。老实说，鸟儿们唱得好多了。
法国作曲家奥利维埃·梅西安
我对贝多芬在第六交响曲、马勒在第三交响曲中运用的夜莺啼鸣也有类似的保留。拉威尔也做过这样的事，雅纳切克也是，舒曼、格里格、李斯特等许多人都这么做过。每当我听到古典音乐中模仿鸟的声音，我都会感到这是一种拙劣的手法。鸟类是完美的生物，宛如出自神之手。而人类的作曲家们无论如何努力奋斗，呈现的也只会是刻意的作品。
我还从鸟儿那里学到了什么？节奏、音调和动态。没有哪只鸟儿会唱得走调，或者节拍散乱。在这几个月里，我无法听到歌剧演员的歌声，但可以从鸫鸟和知更鸟那里学习发声，观察它们在吟唱音符时的横膈膜和喉咙。而当我回去听歌剧录音时，我听到的大多是紧张和用力过度。
英国清唱剧歌唱家伊索贝尔·白莉——一类几近灭绝的女高音之一——遵循着她的回忆录中的一句话走过了她的整个职业生涯。“永远不要唱得比优美更响亮。”伊索贝尔用颤音说道。这个方法使她十分受益，以至于她演唱过一千多遍《弥赛亚》，在79岁时仍能录制商业唱片，从未发出过比必要情况更为响亮的声音。
并不能怪罪歌唱家们越唱越响。许多人都被像是赫伯特·冯·卡拉扬这样的霸王逼着唱太响，他毁掉了许多有前途的声音，这样的人还有乔治·索尔蒂，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声音是够响的。尽管我很喜欢索尔蒂，但他在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重金属时代，迫使美国其他乐团以分贝进行竞争，而忽略了精致性。一个乐团的优劣变成主要是以音量来判断。没有人敢演奏极弱符号。
眼前在冠状病毒迫使下的这段停顿时期——接下来的一年不会有大型的管弦乐音乐会，任何得以举办的小型音乐会中也不会有听力有碍的老年听众——是纠正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畸变的机会。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耳朵来安静聆听。2021年或2022年，无论何时，当我下一次被允许进入音乐厅或歌剧院，去听马勒第六交响曲或理查·施特劳斯的《莎乐美》时，我都会期待着重温那种来自扩音时代之前的久违的感觉——那种宛如被攻击般的震撼，源自舞台上的女高音，那是世界上最响亮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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