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万圣节前夜似乎有点不一样。
小孩子们打扮成鬼怪模样，挨家挨户敲门要糖果,不给就捣蛋的把戏已经听腻了，今年的万圣节，狂欢的主角似乎成了年轻人们，其中尤以上海人玩得最欢。扮演成恐怖鬼怪已经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凑热闹心态，而是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整成了一场cosplay狂欢秀。于是，为了凹造型，大家脑洞大开，结果场面“感人”——
有人cos“向太”调侃郭碧婷，结果被“太子”请去喝茶；有人cos“天线宝宝”满大街摇头晃脑，还是那个“不知道它们在干嘛”的熟悉剧情；有人cos《甄嬛传》安陵容以歌邀宠的名场面，网友看了旁边那个泡发的宝娟，评价：“这是给果郡王招魂吧”；有人把上证指数击穿3000点的蜡烛图穿在身上，那一根根绿油油的大阴柱股民看了都沉默……
据说，万圣节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爱尔兰凯尔特原始部落的驱鬼习俗。但中国的年轻人能把西方的万圣节cosplay秀整这么欢，看得出多少是有点搞怪基因在身上的。
因为，我们中国祖上，也是过过万圣节的呀！且看历史学者吴钩先生认真（又搞笑的）考据——
将春节过成万圣节
傩，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巫俗，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先民们以为人间的疾病、灾祸是邪灵作祟，因此会在特定的日子，戴上面具，举行隆重的大傩仪驱除邪祟恶鬼。按《周礼》的记载，周代已将大傩仪列入国家祭祀礼仪。
问题是，将大傩仪比附成万圣节是不是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呢？ 从人类学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比附并非牵强附会。巫傩并不仅仅存在于华夏民族的历史中，不同文明体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原始宗教仪式。民俗学家发现，在希腊文明、奥地利“裴西特”民俗、印第安人习俗中，都有过傩俗，万圣节的历史渊源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爱尔兰凯尔特原始部落的驱鬼习俗。
这些不同文明体的巫傩仪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首先，驱傩的时间点都是在新旧年交替之际 ，如希腊傩仪在元月6日至7日举行，中国汉民族的大傩仪一般在腊日、除夕举行，西方社会以10月31日为万圣节，也是因为爱尔兰先民认为这一天是一年结束之日。其次，驱傩的仪式都要戴上怪兽或鬼怪的面具。最后，驱傩的目的都是吓走邪祟恶鬼。
那么中国古代的驱傩仪式是什么样子的呢？《后汉书·礼仪志》对汉代的宫廷大傩仪记述甚为详尽：大傩仪选在腊日的前一日举行，谓之“逐疫”。选一百二十名儿童为“侲子”，皆腰挂大鼓，手执鼓槌；又选一人扮成“方相氏”，身披熊皮，戴着四只眼睛的黄金面具，相貌凶恶；又有十二人头戴兽角，身披兽皮，扮成“甲作、肺胃、雄伯、腾简、揽诸、伯奇、强梁、祖明、委随、错断、穷奇、腾根”十二神兽。
然后方相氏率领十二神兽追逐邪灵恶鬼，120名侲子一边擂鼓，一边大喊：“甲作食凶，肺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汝躯，拉汝干，节解汝肉，抽汝肺肠。汝不急去，后者为粮！”这咒语很是惊心动魄，警告邪灵如果不速速遁走，便会被肢解、吃掉。
可以看出来，这时候的傩还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跟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原始部落驱邪仪式有点儿接近，跟万圣节却是差距很大，因为现在的万圣节，尽管还保留着披戴妖魔面具的习惯，但已经褪去了宗教色彩，完全世俗化、娱乐化，融入市民生活，不过是现代人的一场化装舞会式的狂欢而已。既然如此，我们还可以说宋代的傩礼是万圣节么？可以。因为宋代的傩俗发生了一场跟今天万圣节一样的世俗化、娱乐化嬗变。
宋朝的万圣节
要了解宋代的傩俗，我们可以先来看一幅宋画——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南宋院画《大傩图》。此图画了十二名农民，身着奇装异服，头戴假面，手持各种道具，正在表演欢快的傩舞。有一些学者认为《大傩图》名实不符，画的其实并不是大傩仪式，因为大傩的主题是“驱鬼逐疫”，“是与假想中的疫厉恶鬼进行一场殊死搏斗，因此傩祭诸神的面具一般都很凶恶狰狞，其舞蹈动作也多模拟追逐扑杀之状而呈雄健勇猛之态，气氛也是相当恐怖和紧张的”；而“《大傩图》中的人物虽也化了妆，面相却不狞恶。相反，他们的神态动作和气氛，都显现出一种诙谐幽默的生活情趣，看不出有任何驱赶逐杀疫鬼的含意”。
南宋《大傩图》
然而，与“疫厉恶鬼进行殊死搏斗”只是宋代之前的古傩主题。宋朝的傩仪是不是也这么剑拔弩张呢？未必。我们来看《东京梦华录》对北宋末年宫廷大傩仪的描述：“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崇’，出南薰门外转龙弯，谓之‘埋崇’而罢。”
《梦粱录》对南宋初期宫廷大傩仪的描述也差不多：“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并系皇城事，诸班直戴面具，着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五色旗帜，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神、户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转龙池湾，谓之‘埋祟’而散。”
可以看出，跟《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的汉代宫廷大傩仪相比，宋代的官方傩礼出现了显著变化：扮相凶恶狰狞的方相氏与十二神兽消失了，恶狠狠的咒语也不见了，改由教坊伶人戴面具扮演钟馗、小妹等更为生活化的神灵，鼓吹着乐器，欢欢乐乐表演一番。
换言之，傩的原始宗教色彩已经淡化，而娱乐性却越发显示出来。 以至后来的清代学者提出，“观《东京梦华录》所言，大抵杂以委巷鄙俚之说，盖唐时犹以为国家之典礼，至宋则直以戏视之，而古意益微矣”。对宋代大傩仪式的娱乐化趋势很不以为然。
至于宋代的民间傩俗，由于不受礼教的约束，娱乐化与世俗化的倾向就更为明显了。 朱熹注释《论语》“乡人傩”时说，“傩虽古礼，而近于戏”。一个“戏”字，概括出宋朝乡傩的突出特征与内在精神。沿着娱乐化与世俗化方向演变的宋代傩俗，也就越来越像今天的万圣节。
南宋有一首《观傩》诗，其中几句描述道：“夜叉蓬头铁骨朵，赭衣蓝面眼迸火。魆蜮罔象初偋伶，跪羊立豕相嚘嘤。红裳姹女掩蕉扇，绿绶髯翁握蒲剑。”说的正是宋朝的民间傩戏：人们戴着妖魔鬼怪的面具，纷纷出动，有眼睛欲喷火的夜叉，有跪着哭泣的羊面鬼，有站着的猪面鬼，有手执芭蕉扇的女鬼，有握蒲剑的老翁。如果将历史背景架空，用这些诗句来形容今天万圣节“群魔起舞”的狂欢，也是挺精准的嘛。
当然，这不过是“形似”。下面我们再来看“神似”的地方。《东京梦华录》载汴京的傩俗：“自入此月（十二日），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火，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梦粱录》亦载杭州傩俗：“自此入月（腊月），街市有贫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击鼓，沿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傩之意也。”陈元靓《岁时广记》也载：“除日，作面具，或作鬼神，或作儿女形，或施于门楣，驱傩者以蔽其面，或小儿以为戏。”——你看，宋朝城市中的傩俗，跟今日万圣节之夜，孩子们戴着面具逐门讨要糖果或互相嬉闹的西方民俗多么相似。
显然，当历史发展至宋代时，由于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城市化与商业化，古老的傩俗开始跟商品社会、城市生活相融合，演变成一种高度世俗化的市民娱乐方式。由于宋代的民间傩仪一般都是在腊日或除夕举行，说宋人将春节过成万圣节，似乎也并无大不妥。
了解了傩俗在宋代的嬗变之后，我不觉得《大傩图》有什么“名实不符”，也许宋人的傩本来就是这么欢乐、诙谐。
傩面具与儿童
更能体现宋代傩仪世俗化嬗变的表现，是傩面具的玩具化。 我们知道，傩仪的特征是佩戴面具。为什么不同文明体的巫傩仪式都以面目狰狞可怕的面具作为重要道具呢？这很可能是在先民的观念中，面具被认为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当人戴上面具，便获得了这种可以驱逐邪祟的神秘力量。宋代的官方大傩仪也好，民间乡傩仪也好，都要戴着面具驱祟。
傩面目的制作，又以广南西路的桂林府最为精良 ，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推其所以然，盖桂人善制戏面，佳者一值万钱，他州贵之。如此，宜其闻也”。陆游《老学庵笔记》也称：“政和中，大傩，下桂府进面具，比进到，称‘一副’。初讶其少，乃是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乃大惊。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这两条史料其实还透露出一条信息：宋人的傩面具，已摆脱了原始巫傩面具的狰狞，变成跟“戏面”差不多的寻常面目，“老少妍陋”俱全。这也说明了宋人可能已经不再视傩面具为神秘之物。
我们又知道，现在的万圣节以小朋友玩得最欢。宋代的傩戏同样深受儿童的喜爱，每当除夕，乡傩现身之时，儿童总是追逐着观看。苏轼一首“除夕”诗写道：“爆竹惊邻鬼，驱傩逐小儿。”
陆游亦有一首“岁暮”诗说：“太息儿童痴过我，乡傩虽陋亦争看。”不但如此，傩面具还成为儿童玩具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儿童学着大人的驱傩仪式，戴起傩面目嬉闹、玩耍。宋笔记小说《夷坚志》中有一个小故事说：“德兴县上乡建村居民程氏，累世以弋猎为业，家业颇丰。因输租入郡，适逢尘市有摇小鼓而售戏面具者，买六枚以归，分与诸小孙。诸孙喜，正各戴之，群戏堂下。”
前面所引的《岁时广记》也说，除夕之日，都人会购买玩具，给“小儿以为戏”。这跟今日孩子过万圣节，没什么两样。在宋人“婴戏图”中，也很容易找到儿童戴着傩面目玩驱傩游戏的画面，如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的南宋佚名《荷亭儿戏图》、克利夫兰美术馆藏的南宋佚名《百子图》，都描绘了儿童戴着傩面具玩耍的图景。其中《百子图》绘出的傩戏场面尤其浩大，活脱脱就是一场万圣节儿童狂欢。显然，成为儿童玩物的傩面具，已经彻底褪去了原始宗教道具的神秘属性。
上，《荷亭儿戏图》；下，南宋《百子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宋画《五瑞图》，描绘的也是宋朝儿童模仿大傩仪的情景。据收藏方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介绍，图中五名孩子分别装扮成小鬼（中间涂脸者）、判官（穿红衣者）、药师（挂葫芦者）、雷神（摇拨浪鼓者）和钟馗（黑脸者），“四个捉鬼大师，正卖力跳着驱鬼的舞步，希望快快赶走这个凶神恶煞（小鬼）”。然而，从画面看，这驱鬼的场面全无半点古傩仪的恐怖与紧张气息，而是跟《大傩图》一样“显现出一种诙谐幽默的生活情趣”。这并不奇怪，因为宋代时，傩仪已经演变成孩子们嬉玩的游戏，就如今天的孩子过万圣节。
南宋《五瑞图》局部
不过，宋代出现的傩仪的世俗化趋势，在明清时似乎又发生了逆转。从一首描述明朝宫傩的宫词“黄金四目植鸡翘；执戈侲子空驰骤”来看，明代的官方大傩仪又恢复了面目狰狞的“方相氏”，复古意味比较明显。
另外，在商业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世俗化的民间傩礼也渐渐衰微，转而传播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山区，跟当地巫文化相结合，倒也深深扎根下来。但在这个过程中，傩祭仪式出现再度宗教化、神秘化的变异，傩面具重获神秘力量，并发展出一套禁忌，比如禁止女人触摸傩面具，更不准妇女佩戴傩面具。尽管许多地方的傩仪都加入了戏剧表演因素，使得整个傩祭仪式更具观赏性。但这种观赏性跟宋代傩礼的世俗化与娱乐化是两回事。
人类社会不同文明体的巫傩文化大概沿着两个方向演化，一个方向就是世俗化、娱乐化，融入商业社会与城市生活，最终成为一种完全摆脱了宗教内涵的世俗性节日，以今天的万圣节为典型。 但我想指出，这个方向的演化在宋代已经出现。另一个方向是继续保留浓烈的神秘色彩，作为一种民间宗教仪式扎根于乡土，但在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个方向的尽头恐怕就是博物馆，最终成了只具有民俗学与民间艺术史意义的一个标本。
（本文选编自吴钩《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