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要要
编辑｜童言
“拜老祖宗”，用上海话说，没有普通话里四声的下降和三声的转折，四个字都趋向平声。开头上下唇碰撞的ba音最响，然后舌头收回，从喉咙里送出加了速的一串三个字，仿佛耳边密语，凑在近前商量着下一次几时回家吃饭。
拜老祖宗，我家一年要做五次。早上十点左右开始，摆供桌，点香烛，磕头洒酒烧锡箔。
腊八到大年三十前是一次，清明冬至各一次，然后是外公和外婆的忌日。
我家在五楼，八七年建的小区没有电梯。开始拜老祖宗前，有一件事不能忘。得走到底楼，打开绿色的防盗铁门，用一小块瓷砖卡住，方便逝者进出。这是个重任，每次都是我爸去。外公在时更讲究些，要用粗红绳把防盗门和旁边的栏杆系在一块。
我一直有个疑问。来吃饭的祖先们是走上来呢，还是飘上来，飞上来？如果能飘能飞，那我们卡住防盗门岂不是多此一举？如果是走，他们的身体还会不会感觉到累？我忍住了没问我妈，因为预料到她的回答会是一记秋风扫落叶的白眼。就像我读初中时，为了找存在感提的那些没有得到回应的“建议”——“这是迷信活动”“每次都这几样菜，祖宗都不高兴回来”“汉堡披萨祖宗没吃过，给他们吃吃看呀”。家门口右侧的门框上，原有一张长条红色宣纸，是外公用毛笔写的“百无禁忌”，不知是不是那时给我写的。
一九年，家里重新装修了房子。百无禁忌扔掉了，一张九十厘米正方的八仙桌和四条长长的红漆木板凳也处理掉了。
早先八仙桌一面靠墙，碰上阿姨来吃晚饭，六个人坐正好。要是舅舅回家过年，就得跟隔壁邻居借圆台面。平时当餐桌用的八仙桌，到拜老祖宗的时候，撤去桌布和玻璃，就是供桌。挪到客厅正中，朝南的一面，中间摆香炉，两侧点红烛，红烛旁是两盘供品，左边是糕点，右边是水果。糕点和水果是家里有什么摆什么，苏打饼干和苹果是一直有的。另外三面，各放十只白瓷小酒杯加十副木筷。
我只比八仙桌高一个头的时候，两条长凳合在一起，就是我的餐桌书桌游戏桌。
板砖那么大的黑色收音机放上面，四十五度角倾斜的天线拉到最长，旋转按钮，指针移动，指向变化的调频。我和外婆一人一把小板凳。“书房门前一枝梅，树上百鸟对打对。”越剧的调子偶尔能和台式电风扇的叶片转到一起。“喜鹊满树喳喳叫，向你梁兄报喜来......” 装米的红色塑料桶在我们中间。我把两臂深深埋入米里，米不像水抓不住，也不像沙过于软黏，慢慢抽出手臂，感觉干干爽爽还有些凉快的米粒在皮肤上小跳步着前进。服帖的痒，痒进心里，于是又把手臂送进去，乐此不疲。
边上外婆做糖藕。会让我停下帮忙塞米。那是洗干净的糯米混大米，用手抓上一把再一把朝莲藕里灌，然后用一根筷子插进孔里压压实，再补满。两三根莲藕一会儿就弄完，满手都沾着米粒，五指张开凑到外婆眼前向她展示。要是做粽子，我的任务是一样的，只是不用手抓，改用调羹。
我记不得那时外婆的模样，也记不得粽子是什么馅，糖藕好不好吃。
可后来听我妈和阿姨说：
“姆妈又伐烧饭额”
“全是爸爸做。”
就忍不住插嘴，“外婆做饭的。外婆做过粽子和糖藕。”
她们望向我，不说话。
糖尿病的药，外婆吃了快五十年，最后肾脏坏了，在家里做了一年血透。
她是在医院的急救大厅里去世的。那里的人大多是救护车送进来，手术住院已经于事无补，因此等待，看是熬过又一个危险期回家，亦或死亡最终降临。
那可能是世上最吵闹的等待。有重复的广播通知，有床头监视器滴滴的警报，有不锈钢脸盆落地的旋转，有歇斯底里的哭声，有和护士尖声的争吵。外婆的担架床两边，是已安营扎寨几日的陪护亲属在嗑瓜子，是刚赶回母亲身边的儿子在笔记本上赶PPT。
外婆的唇是极淡的粉紫，我默数到十二，她才有一下呼吸，然后我继续数。我看着她，直至她的脸变得陌生。
在此之前的外婆是什么样？
大二有一门影视剪辑课，第一个一分钟短片的作业，要求有一组连续的镜头展现时间的变化。我拍了外婆。准确地说，我一开始的计划是邀请外婆当演员演绎一个独居老人的日常。可当我透过镜头看到她扶着楼梯把手慢慢下楼的背影，看到她轻抚自己布满皱纹的双手，看到她一个人坐在房里看电视——电视的蓝光铺满整个空间，她斜坐在窗口的桌前，用左手撑着下巴，影像色彩的变化投射在她身上。她人在，没有表情。我突然恍惚，问自己之所以设计这些镜头，是不是因为我此前已经看到过。外婆不是演技超群，那就是她的生活。
我听阿姨讲过外公外婆的相处——外公家里给他安排了结婚对象，他没看上，自己相中了外婆，最终促成了婚事。外婆身体一直不太好，还请过长病假，外公不光出门干活，还烧饭洗衣服，连外婆的内衣也洗。阿姨总说外婆“命好”，在她的叙述里，外婆什么都不用做，幸福完全来自于被外公看上。我很难把阿姨嘴里这样热烈的一对，和外公外婆联系到一起。他们在时，我不曾以两个个体，或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角度去看过他们。他们就是外公和外婆，是家里坐标系里不变的X轴和Y轴。他们在一起的画面，我能想起的就是并肩坐着吃饭。
撞上高三模拟考，我没被允许去参加外公的追悼会。我不知道外婆有没有哭，我从没见外婆哭过。外公的右手无法克制颤抖了，外公不能自己走路了，外公需要别人喂食了，外公有时认不出我们是谁了。外婆照旧每天一个人出门在小区里散步。她在居委会里工作过，小区保安、收旧物配钥匙的师傅、水果摊店主、小花园里健身打牌的爷爷奶奶都认识她，碰上谁都能聊上好一会儿。X轴渐渐偏离原来的位置，Y轴看似没有变，却让人一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敢待在原地。我妈变成了一根绷紧的弦，一直到今天，午后在客厅沙发上打个瞌睡的她，都会因为我们走过她身边或是茶杯轻放到桌上的声音而猛地睁大眼睛，整个上半身惊跳而起。
我一直悄悄地想，我妈是有过怨气的，怨那个没有变化的人，最容易。
虽然从小跟外公外婆住一起，但上幼儿园前，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上班。平日带我的是隔壁楼的王阿婆。阿婆下午会在自己家打两圈麻将。我妈说，她下了班来接我回家，总要问“今天谁来搓麻将？”，我要是左脚低右脚高扮一瘸一拐，就是邱爷爷来了；“咸菜”是总说自己中午吃了咸菜泡饭的汪阿姨；比个剪刀手，往嘴边一放一挪开，是要抽烟的潘叔叔......这话我妈说过好几次，有一次说起时，我注意到外婆，她就像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电视。
外婆的大笑，我只见过一次，是我小学二年级，学校组织参观农业基地。我第一次吃到没削皮、没切片、没炒过的生黄瓜。我藏了半根，献宝给接我回家的外婆看，把她笑弯了腰，连肩上的书包都滑下来。
正方的八仙桌换成长方的木餐桌后，我爸拿尺拿纸笔重新算了桌子，三面各放几只酒杯几副木筷，摆完后又拿尺前后左右比量着调整了一通。这像是外公会做的事，就连晾袜子，没有各边拉挺，他也是要说我们的。
外公的母亲，我叫“老太太”，有六个孙子六个孙女，加上外孙外孙女，一共二十人。我是高中随我妈去川沙喝喜酒——本地人“红白事不叫外嫁女”的规矩那时在家里开始松动，才知道妈妈这边有那么多亲戚，并且大多因为拆迁分房住在了一个小区。
外公很早就搬了出来，没和亲戚们住一块儿，“拜老祖宗”的一套却原封不动地带回了家。
供桌摆好，要上六个菜，红烧鸡红烧鱼蒸咸肉蒸蛋饺烤麸芹菜。外公在时，这些菜都是他操持。咸肉腌制完，戳洞穿绳挂在阳台上，要晒个一周多；烤麸要煮过后晾干，炸过后再炒；蛋饺皮是往圆铁勺上浇蛋液，摇匀了，放在煤气上烘。
过年前的这趟更丰盛些，要加上芝麻汤圆八宝饭，油面筋塞肉或是百叶包，再一个就是走油肉。走油肉，曾经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菜，要提前一两个月托菜场熟识的摊头留一块两斤左右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三层精两层肥再加一层被炸至皱起的皮，一起送入口中，被炸过的精肉嚼着香，混着一咬就化的肥肉和有点劲道的皮，三种不同的口感被浓油赤酱包裹......等到阳台上买来放着的老芋头被拿进厨房，家里最大的，米色底红牡丹黑手柄的搪瓷锅放到灶台上，就到了做走油肉的日子。
芋头直接切片过油锅，每片和食指的宽度差不多。五花肉则麻烦些，切片前先要出水沥干炸到起皮再浸一次冷水。一片肉一片芋头，依次夹好。外公要是高兴，还会允许围观的我，来放上两片。最后加料酒、生抽、老抽、耗油、白砂糖、八角、桂皮，一起煮，慢慢煮，煮到芋头软烂，变成红木家具抛了光的色泽。菜一上桌，勾人走神，可是得等，供桌上的菜要等拜老祖宗的仪式全部完成，热过后才能给活着的人吃。
外公平时不戴眼镜，只做饭和记账的时候才戴，那模样更像是在做化学实验，认真得能镇住身上红白格子荷叶边围裙的不相称。
外公得帕金森的第二年，我试着喂他吃过一次鲜肉汤圆。外公手部的颤抖已经开始蔓延全身，调羹送到他嘴边，他的下颌像在调试嘴巴张开的幅度而上上下下，牙齿已咬下一口，下颌却没有配合合上，于是那一口汤圆顺着他的嘴角，划过胸前灰T，落在深蓝的睡裤上，就在他的左手边。他晃着头，慢慢低下去看，拇指食指和中指蜷缩了几下，颤抖着抬起，像是要去碰触那一团白色。我犹豫了一下，觉得不可阻止他的尝试，便先拿毛巾擦起灰T上的油迹点点。等擦完抬起头，正撞上外公看着我，那么近，能看到我自己。他的嘴微张着，整个头比刚刚更剧烈地左右晃着。我无法继续这对视，也没能继续这喂食。一边拾起那团白色，拿毛巾擦拭掉油点，一边呼叫我妈来替我。
一年后，他去世了。那天晚上，他吃的是荠菜鲜肉大馄饨。妈妈喂完外公，正自己吃饭。我和外婆爸爸刚吃完准备起身离开。外公突然从喉咙里发出“额——”“额——”的喊声，像是喘不上气了，不过两三秒就憋得整张脸血红，脖子上冒出青筋，整个头部连带身体在死命向上拉伸。我爸上前按住外公，我妈和外婆跟在身后，他叫了两声“爸爸”，外公没有回应，就转头喊我妈叫救护车。
他们如飓风一样旋转去了别处，穿衣取物各种做准备。我呆在原地，客厅两侧的墙壁向我压来。我拉着外公的手，“没事的”“没事的”，像在安慰自己，心里却有一个念头是他要死了。
救护车来时的情况，我记不得了。只感觉飓风又转回外公身边，带走了他，我被留在了家里。我在外公刚刚坐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直到无法再忍受桌上吃剩的碗碟的油腻，我进了厨房，开始洗碗。水龙头给我的眼睛发了同步信号，我一边洗碗，一边哭。
摆好拜老祖宗的供桌，点燃香烛，便开始洒酒和磕头，各是三轮。
第一次给外公做忌日时，我妈终于满足了我想要洒一次酒的心愿。顺时针绕着桌子走，不能碰到桌椅，依次给三十个白瓷杯添上。说是洒酒，白瓷壶里装的其实是加了白砂糖的热水。壶又大又烫，右手握柄大拇指按住盖子后，得左手五指虚虚地顶上一把，一杯接着一杯不停。因为要添三次，每次不能多也不能少。
我妈洒酒时喜欢念叨“吃好喝好，家里都好”。我走第一面时，手颤，洒出三四杯，顾不上其他。等快走完了，壶也轻了，于是带着笑意，最后立在右侧的红烛边上，学我妈念“吃好喝好，家里都......”
啊——这句话原来是在对外公说啊。
外公后来喜欢一个人坐在家门口的木凳上——这把木凳是舅舅出差回家时给他做的，拉起纱门，打开防盗门，看着外面，即便没有人经过。我逗他，捏捏他的手臂和腿。有时他开心，笑着看我，嘴里嘟囔着什么，只是听不清。有时他认不得我是谁，只恼我打扰他，皱着眉抿着嘴，用手推我走，却没什么力道，像小孩子一样无可奈何地有些委屈地认真生气。于是我走开，看他渐渐平静，依旧看着门外。
“家里都好”
“我们想你了，你想不想我们，我们都好。”
外公是不喝酒的，他上了桌吃饭，定是先吃一只蛋饺。
红烛光闪烁，垂下蜡。我妈相信，这是我们说的话被听见时，对方的回应。
待桌上香烛燃尽，在楼下空旷处烧完两叠锡箔，拜老祖宗就完成了。
外公去世九年后，我们重新装修了房子。
我走进来的第一反应是客厅墙上装的不锈钢扶手没有了，那是外公去世后我第一次放声大哭，像是刚发现那个需要把着扶手，慢慢挪动步子往前走的人，是真的不在了。
我们赶在春节前收拾完，搬了回来。那年春节，我们和舅舅阿姨约了一起从上海出发去云南过。
因此，在新房里做的第一次“拜老祖宗”，他们都在。舅舅大学毕业后长住北京，来拜老祖宗的次数，两只手数得过来。阿姨则反倒是外公外婆不在后更常来拜老祖宗，我有这感觉也可能是在此之前，我并没把拜老祖宗这件事放在心上，因此记不清。不管怎样，总是难得的。
我留心看我舅舅洒酒，他和妈妈一样会在嘴里念叨“吃好喝好”，后一句他说的是“我们都好，你们放心”。
因为天冷，我们偷懒拿了个铁盆在楼道里烧锡箔。五个人围着两个盆，一人一叠，烧得比平时都快，回到家里，红烛还没有燃尽。
厨房里新装的蒸箱有三层特别大，能把所有菜一起给热了，不用等两个煤气灶轮流上阵。
我妈接手开始操持拜老祖宗后，除了红烧鸡红烧鱼和炒素，其他菜都改为外面买。这些年也买出了经验。咸肉去南京路买，泰康三阳老大房都可以，烤麸是大富贵的甜，盒马的蛋饺鲜且饱满，到崇明老铺买走油肉，浓油赤酱很地道。去这些地方买拜老祖宗的菜，变成了我们自己新的传统。
我还是会想念外公的走油肉，唯独想念那一锅，拜完老祖宗能吃到大年夜。吃到最后，已不剩整片的肉和芋头，因为复煮，碎芋头融进酱汁里愈发浓稠，还混着肉渣，盛上两勺拌进热米饭里，四五口就能干完一碗。马上想过下个年。
“这个蛋饺哪里买的，不比自己做的差啊”舅舅说。
“这家烤麸不行，下次不能偷懒，还是买大富贵的”我爸说。
“这些咸肉，等下你带回去，你喜欢吃，我们吃不掉”我妈跟阿姨说。
......
来吃饭的祖宗们是走上来呢，还是飘上来，飞上来？
其实我有个答案。他们不用走也不用飘或飞，他们一直在，只要我想到他们，一回头他们就在。
就像我觉得新房里第一次拜老祖宗时，吃的是团圆饭。
上礼拜二，我有事经过南京东路附近。于是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拜老祖宗几号啊？等歇去南京路，先把咸肉买好，好伐？”
南京路上的三阳，在沈大成隔壁。沈大成买八宝饭、松糕和糖年糕的人已经排起五六列十几人的长队。三阳店里的人也极多，平时并排走三人的通道，挤着五六个人。买咸肉的柜台在最里面，要挤过芝麻粉、猪肉脯、花茶、果脯、中式糕点、西式点心、糖果巧克力。
怎么这么多人，是要过年了。
先把咸肉买好，剩下的菜，可以三号再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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