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读史随笔
盲人摸象
---读王光镐教授《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一书中关于黄帝的研究
张旭
盲人摸象，是国人在小学时代就学习到的故事，意思是比喻对事物只凭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的经验，就乱加猜测，想做出全面的判断；以偏概全，不能了解真相。总之，它是贬义的一块笑料。
事实真相如何？
其实，盲人摸象的故事有两个版本。
其一出自僧伽斯那《百喻经》：。
昔印度有瞽者四，相友善。然各自命为智者，人亦因以智者目之。一日，四瞽者立谈道左，有声跫然而至，询诸人，知其为象也。其一人曰：“象之形究何若，吾辈向者徒事臆测，今日可实验而知矣。”众皆曰：“善。”于是相继而至象前，扪其体以测其形。四瞽者：一长而伟，立于象侧，扪其身，上下左右，摩挲殆遍，觉坦然一片也。一短而小，扪象之足。第三人握象鼻。第四人仅触象齿。既而各举象之形以相告。长而伟者曰：“象之形殆如墙，广而平，岸然而高者也。”短小者进而斥之曰：“象之体若树干。汝以为墙，不亦谬乎！”第三人曰：“象之形，非墙，非树，有类水管。”第四人前致词：“汝三人何其各逞己见，而比拟不伦也！夫象，其润如玉，触手可爱，直一长梃耳。”四瞽者辩，纷呶不已；旁观者皆大笑。
译文：
以前印度有四个盲人，互相友好。但（他们）各自认为（自己）是聪明的人，人们也因此用（看）聪明人的眼光看他们。一天，四个盲人在道路旁边站立着聊天，有脚步声传来，（他们）向旁人询问，知道那是大象。其中一个人说：“大象的形状到底是什么样，我们这种人以前只做主观想象，现在可以实际体验而了解了。”众人都说：“好。”于是依次到象的面前，摸它的身体来推测它的形状。四个盲人：一个高而伟岸，站在象的旁边，摸它的身体，上下左右，差不多摸遍全身，觉得一片都是平整宽广的样子。一个又矮又小，摸象的脚。第三个人握着象的鼻子。第四个人只摸了象的牙齿。之后各自说出象的形状来告诉别人。又高又伟岸的人说：“象的外型大概像墙，宽广而平坦，非常高大。”矮小的人上前反驳他说：“象的身体像树干。你认为像墙，不也是错误的吗？”第三个人说：“象的外貌，不是墙，不是树，而是水管。”第四个人上前说：“你们三个多么卖弄自己的意见啊，但比喻得也不像。象，它像玉一样润泽，手摸上去（感觉）可爱，只不过（像）一根长棍罢了。”四个人争吵，争论不停；旁观的人都大笑。
其二，据古代印度佛经中讲，古时印度有一个小国，国王名叫镜面王。他信奉释迦牟尼的佛教，每天都拜佛诵经，十分虔诚。可是，国内当时流行着很多神教巫道，多数臣民被它们的说教所迷惑，人心混乱，是非不明，很不利于国家的治理。镜面王很想让其臣民们都归依佛教，于是就想出了一个主意：用盲人摸象的现身说法教育诱导他们。镜面王吩咐侍臣说：“你找一些完全失明的盲人到王城来。”使者很快就凑集了一群盲人，带领他们来到王宫。
使者走进宫殿向镜面王禀报说：“大王，您吩咐找的盲人现已带到殿前。”镜面王说：“你明天一早带领盲人们到象苑去，让他们每人只能触摸大象身体的一个部位，然后马上带他们来王宫前广场。”,第二天上午，镜面王召集所有的大臣和数万平民聚集在王宫前的广场上，沸沸扬扬的人们交头接耳，谁也不知道国王将要宣布什么重大的事情。不一会，使者领着盲人们来到了镜面王的高座前，广场上的人们顿时安静了下来。镜面王向盲人们问道：“你们都摸到大象了吗？”盲人们齐声回答说：“我摸到大象了！”镜面王又说：“你们每个人都讲述一下大象是什么模样的！”摸到大象腿的盲人首先站出来说：“禀告圣明的国君，大象就像一只盛漆的大圆桶。”摸到大象尾巴的盲人说：“大王，大象应该像一把扫帚。”摸到大象腹部的盲人说：“大王，大象确实像大鼓。”随后，摸到大象头部的说大象像大勺子，摸到大象牙的说大象像牛角，摸到大象尾巴后部的说大象像棍杖，摸到大象耳朵的则说大象犹如簸箕。最后，摸到大象鼻子的盲人说：“圣明的大王，大象实在像一根粗绳索。”一群盲人分成了几伙，吵吵嚷嚷，争论不休，都说自己正确而别人说的不对。他们又纷纷到镜面王前争辩说：“大王！大象的模样确实像我说的那样！”这时，在场的臣民见此都大笑不止，镜面王也意味深长地看着众人笑了起来。
两个故事内容大体相同，都是流传千古的笑料，“旁观者皆大笑”与“镜面王也意味深长地看着众人笑了起来。”其意如何？
可惜，绝大多数后人只当是笑料。
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也曾演绎着“盲人摸象”的故事。
其“象”乃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
其“盲人”乃中华民族国宝级的最第一流的学术大师，所不同的是：“多人摸象一遍。”
提起“黄帝”，实乃我中华人文初祖，中华儿女会骄傲地说“我们是炎黄子孙。”
然而，黄帝真的确有其人吗？虽然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但是自古至今很多历史学家都怀疑甚至否认黄帝的存在。
在《大戴礼记》里宰我就问过孔子：“昔者予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抑非人耶？”吕思勉先生注云：“荣伊之言，固已荒诞，孔子之言，虽稍近理，亦岂得实？”说明吕先生对黄帝的存在与否也是将信将疑的。
目前所见最早谈到“黄帝”的出土文物是战国时齐威王因（齐）所作的陈侯因敦。铭文有：
“隹正六月，癸未，陈侯因曰，皇考孝武公，龚哉！大慕克成。其惟因扬皇考，绍高祖黄帝，屎嗣文，朝爵诸侯，合扬厥德。诸侯荐吉金，用作孝武公祭器敦。以烝以尝，保有齐邦，世万子孙，永为典尚。”（铭文见《陈侯四器考释》 编者注）齐威王所处时代是战国中期，可见至少在战国中期，黄帝在某些地区已经由上帝（皇帝）变成祖先神了。
《淮南子·说林》有“黄帝生阴阳”，高诱注：“黄帝,古天神也。”在郭璞注《山海经·西山经》时，将昆仑之丘注释为天帝的下都（天帝在人间的首都）。
郭沫若先生说；“黄帝（即是上帝、皇帝）尧舜其实都是天神，却被新旧史家点化成为现实人物。”
茅盾：“中国神话在最早时即已历史化，而且‘化’的很完全，古代史的帝皇，至少禹以前，都是神话人物——神及半神繁荣英雄。”
杨宽：“古史传说中神话与历史之区别，吾人得一鸿沟焉，凡称‘氏’者皆属神话，夏以前之传说多属神话而皆称‘氏’，夏后氏有穷氏以下，即不见称氏者；”杨先生这是把氏族演变和神话混为一谈了。按照这个结论黄帝当然应该是天神，因为他是轩辕“氏”。
顾颉刚先生认为黄帝、炎帝是被“从上帝的位子上拉下来，一齐做了少典的儿子。”顾先生怀疑道：“讲‘黄帝子孙’故事的人实在是胸无定见，逞口瞎说。”
张光直：“20年代期间疑古派与信古派的官司，今天已经不必再打，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幸运。今天凡是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帝系姓》、《晋语》、《帝系》、《五帝本纪》，与《三皇本纪》等古籍所载的中国古代史是靠不住的，从黄帝到大禹的帝系是伪古史。从1923年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与1924年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的《书经中的神话传说》以后，我们都知道所谓黄帝、颛顼、唐尧、虞舜、夏禹都是‘神话’中的人物，在东周及东周以后转化为历史上的人物。”
高明认为：“关于黄帝的生存年代及其事迹，属于传说史的范围，具体内容多不究诘。仓颉造字更是一种传说，无任何科学根据。”
翦伯赞写到：“关于这样的事实之存在，却在另一种传说中暗示出来。这就是从黄帝以致尧、舜、禹这些神话人物，传说中皆谓他们系感天而生。感天而生者，即在多夫多妻的对偶婚家族中，人们尚不能正确的认识其亲身的父亲，因而不能不托于龟蛇之类的动物以设定一个假设的父亲”。
何晓明在《中国姓名史》中写道：“黄帝本身是传说人物，其姓、名、号之类，多为后人所创，并无多少确凿的史据可言”。
白寿彝《中国通史》：“虽然古文献中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史记·封禅书》）和‘蚩尤作冶’（《尸子》）、‘蚩尤以金作兵器’（《世本》）的传说，但黄帝、蚩尤是否真有其人，是否真有采铜、作冶、作铜兵的事，都是很难确证的，他们所处的真实年代更是难以论定”。
余嘉锡：“是故诸子之书，百家之说，因文见意，随物赋形。或引古以证其言，或设喻以宣其奥。譬如童子成谣，诗人咏物，兴之所至，称心而谈。若必为之训诂，务为穿凿，不惟事等刻舟，亦且味同嚼腊矣”。
林沄：“我在这里先声明一下，在当前情况下，我并不反对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有悠久历史的一个象征。因为他在全世界华人中还是有一定的凝聚力的。但是要从学理的角度看，他毕竟只是一个传说中的超人的英雄，而不是一个实际的历史人物。是在‘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中逐步人化的。”“我深信，在中华民族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中，靠虚幻的共同祖先和历史辉煌来维系团结一致的陈腐观念，必将逐渐地自行消亡，那时，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将更意气昂扬地站在世界面前。”
王玉哲先生则认为对上古传说不可一概否定，也不能全盘接受。“我们既不能盲目地信为实录，也不能全部斥之为荒诞不经。有巢、燧人、伏羲、神农、黄帝等传说均出现于战国，至太史公考信于六艺，才从《尚书》中的尧，到百家所言之黄帝等一系列传说人物，择其尤雅者，依《五帝德》、《帝系姓》，综合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为《五帝本纪》，使原本各自独立的原始氏族的古史传说系统，统于一个系统，以黄帝为共祖。…此亦沿托古改制之遗意也。”。王老的一番论述倒也厘清了黄帝一源之来由。上古之传说犹如几何学之切线点集合，妄加延伸，则点飞出圆外；小心去伪存真，则可内敛。
章太炎则醉心于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说”，他在《訄书详注》一书“序种姓”中写到：“萨尔宫者，神农也，促其音曰石耳。先萨尔宫有福巴夫者，伏戏也；后萨尔宫有尼科黄特者，黄帝也。其教授文字称苍格者，苍颉也。其他部落，或王于循米尔，故曰循蜚；或王于因梯尔基，故曰因提；或王于丹通，故曰禅通。”
中国现、当代的国学大师们为黄帝“人邪？神邪？”地争论了百余年，终于，有一位当代考古学家摸“象”十遍（或百遍），以考古实物验证古籍记载，用般般事迹阐释文化寻踪，把一个生动活泼、真实可信、筚路蓝缕、开创伟业的黄帝和黄帝集团，奉献给了世界。
他就是考古学家王光镐教授。
王光镐，1948年出生，北京人，祖籍江苏泰州市海陵区；曾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插队，后任某军垦单位排长； 大学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
王光镐教授曾任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现考古系）主任 、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 、北京市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原兼职研究员、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原秘书长等职； 著有《楚文化源流新证》、《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等书 ；曾获美国王安汉学研究奖助金及国内有关奖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褪却公务，告别繁忙，退休居家，闭关自守的王光镐教授，毕几十年考古之功，尽半生学养之力，皓首穷经，追踪古籍记载之蛛丝马迹，验证考古挖掘之实物证据 ，言之凿凿地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确有其人其事！
王光镐教授首先从古籍记载入手。他说：
按时代顺序排列的“五人帝”，就是关乎华夏文明发轫的“五帝说”。这“五人帝”究竟所指何人，历来说法不一。形成时间最早且流传最广的一说见于《世本·纪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世本》成文于战国时代，辑录了不少周代史料，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在这之前，春秋时期成文的《国语》在谈到“国之典祀”崇祀的民族宗神时，于夏朝之前开列的有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人帝，亦与《世本》的五帝说相合。汉代成书的《大戴礼记》辑有先秦流传下来的《五帝德》一文，文中宰予询以“五帝”之事，孔子答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事迹，也与《世本》之说若合符节。这说明，《世本》的五帝说显然成文于战国，但在这之前早已流布于世，有着绵长的历史基础。降至西汉初期，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通过系统总结先秦史迹，在《史记·五帝本纪》中采用了《世本》的五帝说。于此之后，汉代经学大家谯周、宋均、应劭等无不遵信此说，遂使“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五帝说成为世代相沿的主流派说法。
五帝中居首的是黄帝，这就注定了他在历史上的无出其右地位。黄帝名轩辕，长于姬水，故以“姬”为姓，因有土德之瑞而称黄帝。《大戴礼记·五帝德》引孔子之言谓：“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察以上古人心目中的黄帝，有名有姓有家世，还有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显然是世俗之人而非神祗。但先人却无法不把他想象成神祗，因为按照历来的说法，标志社会文明开化的种种成果皆出自他和他的时代。
（王光镐《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上 》第69-70页）
古籍其言凿凿，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古史辨”派，他们承袭晚清以来的疑古主义思潮，站在所谓反封建文化的立场上，要把中国古代历史的早期部分还原为神话，认为那不是信史，乃是经学家和政治家的伪造，因而是神话。“古史辨”派走的实在太远了，他们由最初的文化批判，最后看古籍记载的几乎都不可信，均以“伪书”视之，其领袖胡适公然打起“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旗号。“整理国故”虽然貌似有理，然而，“文明”岂可再造？随着考古事物的发现，以地下实物证古籍记载，真相大白天下，“古史辨”派不得不在大红大紫以后悄然退场，留下的仅仅是“禹是一条虫”之类的笑料。
历史学界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通过云集神异诡怪的迷雾般的史料记载，力图把神话还原为历史，去重建上古的历史。他们站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立场上，坚信古籍记载的是真实的历史，古神话应该重新回到历史。
自摩尔根的进化论人类学说引入中国后，一批历史学学者追随其方法论之道，通过神话考察社会演进的轨迹，最有代表性的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们认为神话纵然不是历史真实本身，却有历史的真实结构在其中。
早在西方神话学中的原型说出现之前，闻一多先生即超前地且自觉地运用原型学的原理和方法对黄帝进行了独特的探索。他说：
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Klan）兼并并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总之蛇与龙二名从来就纠缠不清，所以我们在引用古书中关于龙蛇的传说时，就无法，也不必将它们分清。甚至正因其分不清，这问题对于我们才特别有意义。不错，唯其龙蛇分不清，我们才更能确定龙是古代图腾社会的遗迹。因为我们知道，图腾的合并，是图腾式的社会发展必循的途径。
（闻一多 《中国神话十五讲 第24-25页》）
所以，闻一多先生在回答“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的问题时说：“我们的答案是：它是一种图腾（Totem）,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该书第24页）
闻一多先生超前地运用了原型学说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在当时中国学者中罕见的独特的探索后，得出结论：“黄帝是龙。”（该书40-41页）
如果我们运用逻辑推理的眼光，则不难看出，闻一多先生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黄帝是龙，龙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那么，所谓的黄帝，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
这，似乎与古史辨派的“禹是一条虫”殊途同归。
约百年来，学界围绕“黄帝”，如“盲人摸象”一般，依然众说纷纭，各述理由，究其原因，唯书而已。
作为考古学家，王光镐《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一书，乃以古籍记载与考古实物互证求真的科学方法，创建《北京学》之“靶子”。他说：“希望这部著作有如一面靶子，因为我们相信，当这面靶子被万矢射穿之时，就定是‘北京学’蔚为大观之日。”（该书第27页）
立学必先修史，修史必寻其源，究源必明其主，著述必求其真。
王光镐教授首先从众多“当可凭信”的古籍记载中，找出与黄帝时代整整间隔了两千年后，约距今三千年的商末周初，发生了一件与黄帝有关的事，即周武王的“命封黄帝之后”；这件事广泛见载于《吕氏春秋·慎大》、《礼记·乐记》、《史记·周本纪》、《史记·乐书》、《新论·谴非》、《韩诗外传》、《说文》、《水经注》等典籍。其代表性的说法见于《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
王光镐教授解释说：“‘未及下车’就立刻褒封的黄帝、尧、舜后裔无疑位高一等。而在这一等中又以黄帝为首，更加突出了黄帝的至隆至尊地位。这说明，早在商末周初之际，黄帝已是人们公认的帝王之祖。”（该书第107页）
黄帝后人受封的蓟，就在今北京市区。（该书第111页）王光镐教授说：“周武王为何独选蓟地的蓟人予以褒封呢？关键的道理就是，蓟人始终坚守在黄帝的大本营一带，而且是黄帝南下中原时特意留守在这里的嫡系支脉，和黄帝的故事、故地、故人有着最直接的联系，于是受封者也就必非蓟人而莫属了。”（该书第114页）“清乾隆皇帝敕撰的《日下旧闻考》径言‘’燕蓟为轩黄建都之地，更把黄帝的都城定位在了燕蓟。总之，上自远古下迄清，人们都把黄帝历史当做了北京地区的历史，这又是何故呢？”
因为黄帝确有其人其事。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时，无意中竟在第29号房屋的居住面上抠出了一件嵌入地表的半圆形黄铜残片，直令在场的考古专家瞠目结舌。（学术界曾遽言“中国‘不能确定为有过铜石并用时代’”。）对于一向持论谨严的考古工作者来说，当时他们宁可相信这是搞错了地层关系也不敢认定这是确凿无误的事实，然而造化弄人，或许正是为了破解这种疑惑，在这之后，各地仰韶时期和龙山时代的铜制品接连涌现，一下子竟多达数十例！面对这些扑面而来的“铜证”，中国古代没有铜石并用时代的说法不攻自破，相关研究也很快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综合各地的发现，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大约起于公元前3500年前后，止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上下延续了1500年。此期间可以区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分别相当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后期和龙山时代。
黄帝的年代范围，恰好处在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
王光镐教授指出：“‘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这也是司马迁说的，他告诉我们，古人提供的黄帝年代并非都是虚妄之词，还是足资借鉴的，而这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由来。”（该书第75-76页）
时间、地点确定了，本文的主人公—黄帝即将出场“亮相”啦！
在此之前，我们还要请教王光镐教授。
王光镐说：“在上述种种发现面世之前，有关黄帝的史迹只见于文献记载人们往往视其为神话传说，相信而不敢信。特别是当‘古史辨派’于上个世纪前半叶提出三皇五帝统属后人编造的伪史后，不少人武断地将‘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学人从此不敢枉言黄帝。可是，当上述发现一一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当黄帝所处的时代背景也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时，一个历史性的思考也随之油然而生：仅就现有的发现看，以往传说中黄帝集团的发明创造几乎都在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孕育成型，证明古人的记述并非向壁虚构的。在此情况下，重新审视和考订黄帝其人其事，不就有了全新的意义了吗？”
戏曲表演艺术有一个独特的招数，无论话剧、歌剧或者其它的表演艺术都是没有的:这就是演员表演的“亮相”。 不管生、旦、净，丑，在第一次出场的时候，都要在"上场口"站一下，亮一个相。别看这只是短短的一个停顿，对于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来说，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站一亮，光辉四射，神采夺人，使全场精神为之一振，被他牢牢吸住，神向往之。
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来到了当今的历史舞台该怎样“亮相”呢？
王光镐教授在《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一书中，列举出十大理由：
一、 黄帝族与炎帝族在今北京西北一带展开的“阪泉之战”，史称是黄帝族的“南伐”，即黄帝集团原在阪泉以北；
二、 东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重心不断南移，到红山文化晚期已南移到今内蒙古东南端，直逼燕山北麓。照此趋势发展下去，红山集团的翻越燕山进入冀北无疑是大势所趋；
三、 按照文明演进的递嬗关系，红山文化集团的性状恰与黄帝集团上下链接；
四、 东北地区有不少黄帝族的后裔，表明那里确实和黄帝集团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
五、 史称黄帝南征的主力部队是由“熊、罴、貔、豹、虎”组成的，而这恰是北方山林部族的标记；史称黄帝“号有熊”；最权威的解释来自《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新郑县，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
王光镐教授解释说：
将黄帝“号有熊”的相关因素串联起来，其中的逻辑关系是:
1、 先有一个位在北部山林的方国，因那里群熊出没而以“熊”为图腾，称“有熊”；
2、 黄帝降生于有熊国并承嗣君位，故号“有熊”；
3、 黄帝率部南下涿州，再南下新郑，并以新郑为都；
4、 中国古代地名往往随人一同搬迁，因此迁到河南新郑之后的黄帝都邑仍称“有熊”。
总之，综合事情的沿革与发展，应该是先有黄帝的有熊国，后有新郑的号有熊，过去人们恰恰把这个因果关系搞颠倒了。
六、 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往往把黄帝神格化为“北斗神”，“天鼋”，这就把黄帝的出生地准确无误地对号入座到了极北之地；
七、 在黄帝史迹中时或可见北方民族的印记；
《周易·系辞下》云：“黄帝、尧、舜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云笈七签·轩辕本纪》云：“（黄）帝教人乘马。”
以上文献皆把马的驯化役使与黄帝连在了一起。
八、 细审黄帝称谓的由来及某些黄帝故事，甚至可以和红山文化联系起来；
九、 考古工作已为红山文化南下涿鹿提供了直接证据；
苏秉琦曾指出：在距今五六千年前，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一南一北向外扩张，最终在河北省西北部相遇。特别是在距离涿鹿不远的蔚县四十里铺和三关等地，发现了时代紧承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后的红山文化遗存，还出土了特别明显的红山彩陶罐，都表明红山文化确实来到了涿鹿一带。
这些资料的年代或许略早于黄帝时代，但这对后来黄帝集团的南下涿鹿仍不失为重要的佐证。因为一则红山文化确曾南下，二则很可能正是由于红山文化与中原集团在涿鹿一带的接触与碰撞，才刺激了红山文化文明因素的生长，并最终导致了黄帝集团的南征。
十、 恰与黄帝集团南下涿鹿同时，在与涿鹿一衣带水的北京地区，发现了和黄帝集团颇为相合的雪山一期文化，而雪山一期文化又和燕山以北的小河沿文化同属一个类型。
北京雪山一期文化距今5600-4900年，恰与黄帝的年代范围相合。不仅如此，它还在诸多方面与黄帝集团的历史属性相契，表明这就是黄帝集团的文化。
以上十大理由齐备，当为黄帝部族起源于燕北红山集团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证据。
“亮相”圆满，大结局随之落幕。
中华文明起源的谜底，同时也是中华始祖黄帝的谜底。
王光镐教授筚路蓝缕，埋首古籍，考古实证，终现曙光后，兴奋地告知世人：
“北京地区的文化促进了东北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发展，后是鼎盛期的红山文化经由黄帝集团的南下撞击了中原北上的文化，最终两大文化通过彼此的综合作用迸发出了绚丽耀眼的中华文明之光。这就是说，普照神州的华夏文明，是在燕山南北各大文化的交融、碰撞下产生的，甚至是在被后人斥为‘蛮夷’之地的燕山以北文化的直接作用下形成的。
这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谜底，也就是多年来人们苦苦追寻的华夏文明之根。”
毛阿敏有一首著名的歌《绿叶对根的情意》，歌中唱到：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心依着你；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情牵着你。
我是你的一片绿叶，
我的根在你的土地。
根深则叶茂，开枝散叶5000年，终于迎来绿叶对根的报答的情意。
这“绿叶对根的报答的情意”，就是王光镐教授历尽半生学力之探讨，皓首穷经古籍之耙梳，笔走龙蛇文采飞扬之著述，把我们带进了“后黄帝时代”。
后黄帝时代啦！
笔者不揣冒昧地追随王光镐“摸”两把！
一摸：
黄帝是阿尔泰游牧民族的首领，必操阿尔泰游牧民族语系之语言，于今之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相属相近。黄帝都“蓟”，就是现在的北京城，前面讲过，远古的北京地区是操阿尔泰语的居民。那么，北京的地名是否还遗留着阿尔泰语呢？
回答是肯定的。
北京西南有个“五里坨”，地表从来没有“五里”云云；原来它是蒙古语“斡尔朵”的音译，意思是“宫殿”，急读缩音即为首都的“都”，意为“美好的地方”，首都，原来就是“最美好的地方”。
遍布京城的“某各庄”之“格”，人们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大家都这么叫。其实，“格”不是汉语，而是蒙古语“格尔”，意译为“家”。如：岳各庄即“岳家庄”云云。
丰台，此地在金朝（1115年-1234年）时建造了别墅群，名“远风台”。明朝（1368年-1644年）已出现村落，名“风台村”。另，据说金代都城有“丰宜门”，门外设“拜郊台”，丰台之名即取自丰宜门之“丰”，拜郊台之“台”；清朝称“丰台镇”；1952年设区时因镇名而定。
关于丰台得名的传说，还有一个说法，是凭金章宗（1168年-1208年）赐名。传说金章宗完颜璟偶然梦遇百花仙女，相约同游百花谷，谷中遍地奇花异草，云杉成荫，香气袭人。众仙女摆宴敬酒，送歌献舞之余，便纷纷跪地讨封，恳请完颜璟将“丰台”一地赐予她们。完颜璟不明白“丰台”位于何处。众仙女笑答：丰台在中都城南丰宜门外拜郊台一带，就是皇城的南郊啊！回到皇宫后，金章宗即传御旨，将丰宜门外至拜郊台间的地区赐名“丰台”，并传令当地百姓要广植花木，按时进奉。
沿至清乾隆年间成书的《日下旧闻考》说，丰台地区有许多元代的园亭，“丰”是形容当时此地花房繁多，而“台”则是指许多亭台的遗址。
以笔者拙见，王光镐在《北京—人类文明的圣殿》一书中指出，北京古称“蓟”，乃黄帝建都之地。都，在古文中乃“美丽、美好”之意，汉代美男子司马相如即有“美丽闲都”之誉。黄帝帝都的南郊，盘踞通往富庶中原的要道，不可无名。作为阿尔泰游牧民族首领的黄帝，当然要给该地命名一个阿尔泰语的地名。
阿尔泰语有一名词：Qut/quti常用作地名和人名；qut,汉语音译：忽惕；汉语义译：幸福。 阿尔泰语quti;汉语音译qut时都作“忽惕”，似乎多了1个-i。原来阿尔泰语以-i作表爱成分。如蒙古语eke意为母亲，但加了词尾-i以后，读作“额吉”或“阿吉”，意思就成了“我的妈妈”，也作为对年长老大娘的尊称。Qut变为quti，含义也是如此,汉译：幸福可爱的地方。（资料来自文化史专家山川唐博客-笔者）
丰台，应是阿尔泰语quti（忽惕）--“幸福可爱的地方”的汉字记写。
自800多年前金章宗御旨：“广植花木，按时进奉”，丰台便成为皇家花园，各种奇花异草因时怒放，海内山巅碧珍四季锦簇，物华天宝，富甲一方，人杰地灵，累代绵延。
然而，丰台—其得名可能在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
二摸：
关于“黄帝”的自家称谓，多从汉语记写阐释的。
司马迁解释为“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即以“黄”寓意土色，而“轩辕”有土德之瑞，故此名之。《说文·黄部》云：“黄，地之色也，从田。”这里便以“黄”的本义为地之色。但查甲骨文字形，黄“象人配有玉璜之形”，台湾学人李孝定综合甲骨文各家的解释后也说：“黄实古玉佩之象也”，可见“黄”的初意是佩玉，“地之色”是后起义。《诗经·齐风·著》云：“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耳。”毛传：“黄，黄玉》”此处的“黄”即指玉。黄帝的时代早于殷商甲骨文，顾此“黄帝”之黄必当训为“玉”，而非后起的“土色”。
王光镐指出:“红山文化的玉文化非常繁荣，佩玉之风十分盛行，而这刚好和标榜崇尚玉的‘黄帝’称谓相符，说明黄帝和红山集团确实桴鼓相应。”（该书第342页）
窃以为，既然黄帝乃阿尔泰游牧民族首领，其必操阿尔泰-蒙古语，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去阿尔泰-蒙古语中追寻些蛛丝马迹。
朱学员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在汉语未形成之前，中原流行的语言是今天北方民族的语言，后世北方民族社会是上古中原生活的一面镜子”；“中原地区的语言底层是北方民族的阿尔泰语。”
（转引自徐江伟《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第175页）
甲骨文黄帝有四种写法：
徐江伟认为：“这个字符不管是读作‘黄帝’，还是读作‘轩辕’，可以肯定都是（阿尔泰语）多音节读音。上图字符中间有一箭头，旁边还有一个表示权力的‘尹’，笔者推测其原始读音是‘轩辕单于’，就是说有四个音节。”（徐江伟书第198页）
唐善纯《中国的神秘文化》：“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写作
，是一张展开的野兽的皮，头、腹、腿俱在。……‘黄’与阿尔泰语系中的‘kōn’读音相近，，意义想通，黄帝之‘黄’原义即为‘兽皮’。”
唐善纯《汉语是怎样产生的》一文：“在远古时代，黄帝之后分封于蓟，当时北京居民可能是操原始阿尔泰语。”
唐善纯《语音可以表明历史变迁》一文：“陈寅恪曾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部落名、族名、酋邦名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可能产生于人类语言的早期发展阶段，它们又往往会转化为首领名、姓氏和地名。”
徐江伟：“‘游牧民族以族名为姓，姓就是族，族就是国’。‘以族名为姓，又以族名为名。’”
一般说，最初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即图画。远古游牧的族徽，作为全族人众易于识别的标识，往往也是图画，且有周知的读音。
，似应是黄帝集团的依兽皮象形的族徽，亦是其姓氏。游牧民族从来只称其名，不道其姓，只有在比较庄重的场合才亮出自己的姓氏。蒙古族至今还是这样的。成吉思汗的姓名是孛儿只斤·铁木真，封号：成吉思汗。同理，关于“兽皮”的阿尔泰-蒙古语的读音，笔者请教了原内蒙古广播电视文工团的斯琴巴特尔老师，经查字典，答曰：“阿达萨哈”。这应是甲骨文
的阿尔泰语姓氏的读音。
黄-蒙古语读作“黄忽儿”，急读即“黄”。笔者推测，兽皮经制作后，皮板面呈现出好看的黄色，缝制成皮衣非常漂亮。久而久之，游族民族附会以颜色崇拜，引以为名，以示尊贵。
如此，似可推测黄帝姓之称名为：“阿达萨哈·黄忽尔”。
《世本》曰：“少 ，黄帝之子，名契，黄帝没，契立，王以金德，号金天氏。”
按徐江伟《寻找另一种起源：华夏文明猜想》一书的观点，蒙古语的“兀鲁思”能与汉字“氏”的原始本义严格对应，它就是汉字“氏”的（阿尔泰游牧民族语）的原始读音；成吉思汗名其国曰：“大蒙古国”，蒙古语读作“也可·蒙豁勒·兀鲁思”。（该书第265-266页）
由此可知，“氏”的本义是国。那么，黄帝建立的国名推测为：“阿尔泰· 腾格里·兀鲁思”，汉译：天神保佑下的黄金之国。
王光镐《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一书中，关于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的精彩研究，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坚实可靠的后黄帝时代。
如果说，历史人文是一个求真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好比一个盲人摸象的过程。不同的是，众人一摸，不若一人十摸百摸千摸。
这，大概就是“众人大笑”和“镜面王也意味深长地看着众人笑了起来。”的原因吧？
2022.8.1 --2022.8.14
庆生文稿 京东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