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广州博物馆）
广州博物馆最近开展的展览“‘读懂广州’系列文物展：百件文物读广州”中，展出了由清代广州“画家三杰”之一陈璞所绘的纸本《观音山》图横轴。观音山，也就是现在的越秀山，因为山上曾经有座观音庙而得名。
明清以来，越秀山便是广州城的主山。有明一代，作为广州的“龙脉之地”，越秀山的形象不断被重塑，其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涵。这一变动，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变迁与广州城市建设的结果。明代所构建出来的越秀山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细致梳理这一文化变迁的过程，有助于市民更深刻地理解当下我们生活其中的广州文化。
2022年10月22日上午，由广州市社科联主办，广州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广东财经大学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承办，广州博物馆和广州市越秀区文化馆协办的学术讲座——《风景的制造：明代越秀山与广州城的建设》在我馆镇海楼展区图书阅览室顺利开展。本场讲座是我馆“百件文物读广州”系列讲座的第一讲。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麦思杰教授担当主讲嘉宾，讲座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有若干在校学生、相关研究学者以及广州历史文化爱好者共同参与。麦教授首先抛出了本场讲座最核心的问题“越秀山如何成为广州的风景”，围绕这个问题来为各位听众阐述越秀山从宋代到今天，从风景到公园，是如何不断地进行文化重塑的。麦教授通过梳理宋代以来“羊城八景”与越秀山的文献记载，提出了第一个问题：越秀山何时成为了羊城的风景？他指出，直到明代后期的记载，才看见越秀山进入了“羊城八景”的行列，而到了清代，越秀山则成为了广州重要的游览胜地，进入了许多文人墨客的笔记里。
要理解这个转变的过程，需要关注明代以两广总督为代表的系列官员对越秀山的建设理念。洪武初，天下甫定，永嘉侯朱亮祖就被朱元璋委派到广东镇守。朱亮祖对当时的广州城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宋三城合一，另一个是在越秀山上修建了镇海楼。这一系列的工程，改变了广州城的格局，越秀山从城外正式被纳入了城内的范围。镇海楼的兴修，当然与广州频发的水患相关，但其有着另一层含义，为政治的隐喻，代表着明王朝对于岭南地区的统治。
麦教授接着谈到，明代官员对广州城的另一个集中建设时期是在成化年间，从成化二年到成化八年，广州城有几次大修。而这一事件，与成化年间两广动乱与平定密切相关。成化元年，广西大藤峡爆发瑶乱，明宪宗派韩雍去平乱。韩雍很快平定了瑶乱，但为了扼守西江，需要在沿线驻兵。他推动两广盐法改革，放开了余盐的配额，让广东商人可以把盐卖往广西，所收的盐税可以充作军饷。此事与广州城的联系在于，商人将广东各个盐场的盐集中到广州城的盐仓，抽税后再运往广西。广州城的水患是盐仓的大忌。为此，韩雍疏浚了东西二濠涌，解决水患的问题。他曾经想凿通越秀山，连东西二濠，但被太监陈瑄以“广地脉发迹在此”阻止。麦教授强调，此处的“地脉”并不仅仅是广州城的地脉，而是“两广”的地脉，带有政治和文化的意义。接着，韩雍重修了镇海楼。经过嘉靖年间蔡经、张岳等人历次重修，在嘉靖时期张岳撰的《小山类稿》中，镇海楼已经被赋予了“岂徒抗形胜于一邦，实所以章我国家一统”的重要意义。此后，主政广州的官员，又继续在越秀山上兴建各类书院，继续赋予其文化的价值。
最后，麦教授总结：明代以两广总督为首的文官集团是越秀山文化的重要缔造者，而越秀风景塑造，不仅仅是广州城建设的问题，应当将眼界放大，看到两广政治和社会格局变迁与越秀山上风景缔造的关系；到了清代，由于两广总督的关注点转移，越秀山与镇海楼的文化被重新构建。
讲座结束后，在场的听众积极地与麦教授就自己的感想进行提问互动，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关于越秀山背后的广州文化，现场听众收获颇丰。本次讲座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落下了帷幕，期待之后的讲座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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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 黄素娟
排版 | 温梦琳
初审 | 林 晖
审校 | 刘颖颖
审核 | 朱晓秋